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297]，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298]“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299]“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300]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301]！“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302]！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303]。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304]。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305]。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306]。”

新安，即今河南新安县。这以下六首诗，历来称为“三吏”、“三别”，是杜甫有计划、有安排而写成的组诗。从文学源流来说，它们是《诗经》、汉乐府的苗裔，是白居易诸人的新乐府的祖师，从杜甫本人创作过程来说，则是他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光辉的顶点，是他那种“穷年忧黎元”的进步思想和“毫发无遗憾”的艺术要求的高度结合的典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不是《古诗十九首》，而是“三吏”、“三别”。这六首诗的写作年代是乾元二年（七五九）的三月间。这个月的初三，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个节度使的兵六十万大败于邺城，“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结果“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洛阳）。”（俱见《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可见当时国家局势十分危急。为了迅速补充兵力，统治者便实行了漫无限制、毫无章法、惨无人道的公开的拉夫政策。但是统治者的这种罪恶，以及人民在这种罪恶的政策下隐忍一切痛苦去服兵役的爱国精神，史书并无记录，是由诗人杜甫来填补这一空白的。《通鉴》说，邺城败后，“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杜甫大概就是在这时由洛阳赶回华州，所以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现象，从而写成这六首杰作。杜甫写这六首诗时的心情是极端矛盾、极端痛苦的。这矛盾，这痛苦，也是当时广大人民所共有的。产生这种矛盾心情的根源，则是和这次战争性质有关。这次战争，已不是天宝年间所进行的穷兵黩武的战争，而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战争。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杜甫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大骂“天地终无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拥护这种兵役；一方面同情人民的痛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含着眼泪安慰、劝勉那些未成丁的中男走上前线。客观情况，使杜甫不能不站在更高的——整个祖国整个民族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处理问题。他不能像在写《兵车行》时那样反战。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时人民即使是在这种难以忍受的残酷压迫下也仍然妻劝其夫，母送其子的先后走上战场，甚至老妪也毅然地献出了她的生命。在丝毫不留情面的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苛暴的同时，以无限的同情和感激，以惟妙惟肖的笔触，来反映并歌颂广大人民的这种高度的爱国精神，便是这六首诗的基本内容和总的倾向。“三吏”、“三别”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即浦起龙所谓：“‘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因为夹带问答，所以在“三吏”中杜甫本人是出场的；因为通篇都是人物的独白，所以在“三别”中杜甫没有露面。在押韵上，“三吏”除《新安吏》外俱换韵，“三别”则一韵到底，这和问答与独白有关。

又“眼枯即见骨”句，“即”字，《四部丛刊》影宋刻《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宋刻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及元刻刘会孟评点《集千家注杜诗》俱作“却”。疑作“却”者乃原文。后人不知唐时“却”字可作“即”字讲，因而妄改；又二字形相近，也可能是传写之讹。但商务印书馆影宋刻《杜工部诗》已作“即”，今姑仍而不改，仅著所见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