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论文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的政治活动和思想

一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显著，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但陈独秀从事政治活动，为时实甚早，可远溯至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至于在晚清革命运动中，他毋宁已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他本省安徽的革命运动的催生、推动以至武装革命力量的组织，尤其关系重大。再就思想方面来说，其时也已见到他的思想倾向迥异时流，而与新文化运动时代他所揭橥的理想有相承的条理。

陈独秀（1879—1942）自早年以迄于《新青年》杂志创办前，所受的教育略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参加南京乡试为分界线。在前一阶段，陈独秀接受的乃传统式的教育，在古典经籍方面有良好的基础。1896年，陈独秀时年17岁，即以首名考取了秀才。但次年他应南京乡试不售，自此就绝意科举，开始接受新式的教育。在后一阶段，他先后曾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和江南陆师学堂；自1902至1915年，他四次东渡日本，其中三次都曾入学读书，主要修习西方文化、艺术和语言的课程。陈独秀早年受教育的历程，正代表和深刻反映了19、20世纪之交，在近代中国，一辈由旧到新、由传统过渡向近代的新知识青年的蜕变历程。

在办《新青年》杂志以前，陈独秀的新旧学问都有相当的根底。他“早岁读书有声”,1897年，才18岁已著有《扬子江形势论略》一书；1902年又有《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二卷出版。由此可见他的早慧。对有清一代学术的重镇“汉学”，陈独秀也有相当的造诣，在文字音韵方面尤其见长，颇有撰述。他也曾用心于释典。在外国学问方面，陈独秀谙英、法、日三种语言，由其日后的著作看来，应以英语最为擅长。他颇倾心于西方的文化艺术，尤其爱好18、19世纪欧洲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晚清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偏重实用，十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其中能及早措意于西方文学艺术的，陈独秀、苏曼殊、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等，应算是先驱。胡适曾说过，近代中国，“把法国文学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入中国，陈先生（独秀）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胡氏所说，虽是指《新青年》时代而言，其实早在民元前，陈独秀已有文字著作，率先将欧洲的文学理论和思潮向国人作有系统的介绍。陈独秀在这方面的知识准备，自然是他稍后能致力于新文学运动的先决条件之一。

总的来说，陈独秀早年，无论中西学问，都以文学方面较为优长。在办《青年杂志》得享盛名前，他的学养也早已受同侪友朋的推。早享大名而以文章自诩的刘师培、章士钊以及王旡生等人，对他便极是推许，说他“弱冠工属文”“学识优长”。章士钊甚至称誉他“文学有贾生不及之叹”。

二

陈独秀晚年自述其政治生涯，是“接二连三”地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他之从事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固为人所周知，但他从事“康党”和“乱党”的政治活动，则晦塞不彰，少为人知。

陈独秀自言是“康党”的真正含义，我们就不大知晓。倘若说由于康梁派推动了维新运动，对时方弱冠的陈独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其时陈的思想与康梁同调，也可肯定。陈独秀在1898年参加南京乡试所见的旧社会的腐朽现象，加以得“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这无疑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思想遂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至于见诸行动的，则“当旧派群起詈责康梁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时，他与一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先生（康有为）辩护”，因而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远之”。不过，陈独秀谓自身曾是“康党”，似尚不仅如是。有迹象显示，他很早已与皖省维新人士相过从，跟李光炯、邓艺荪、江和汪宗沂（仲伊）诸人交情契洽；而与“维新巨子”汪孟邹更自少是好友。他极早摒弃举子业，转读新式学堂，1900年更撰著有启牖民智、讲求新学意味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都显见他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

戊戌政变后，康梁派逃亡海外，从事保皇运动；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革命运动，则经惠州起义的失败，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幸得在19、20世纪交替的前后几年，一派年轻的新知识群脱颖而出，成为历史舞台的新生力量，趋向于排满革命，为此后的革命运动开拓了新的形势。而陈独秀自始即是该知识群的活跃分子，他的政治活动亦与新形势的发展，血肉相连。

组织学会，办藏书楼等活动，是那期间进步的知识青年从事政治、社会运动所通常采取的方式。1902年，陈独秀与皖省青年潘赞化、葛襄、何春台等人，为了“传播新知，牖启民智”，曾集资购了一些图书，在省垣创设了一所藏书楼。约略同时，赵声在南京，孙毓筠、方刚、柏文蔚等人在皖省，都有类似的活动。陈独秀与上述诸人交往密切。他们都是革命新形势的开拓者。

至于陈独秀明显走向革命的途径，是在1902年。这年，他始渡日本，随即加入了留学生最早结成的团体——励志会。该会在陈独秀加入时，已有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野，且渐由分歧而对立，极不相容。是年冬，激烈派陈独秀、秦毓鎏、张继、钮永建、苏曼殊等二十余人，遂自励志会分出，另组成青年会。东京青年会的成立，是标志着晚清学界迈向革命的一个里程碑。该会不唯是“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且明白揭橥“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其会员几尽属日后的重要革命党人，也是此后两年间，国内外革命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就陈独秀来说，其中潘赞化、张继、谢小石和苏曼殊诸人，都是他稍后并肩共事的革命同志。1903年3月初，陈独秀与邹容、张继等五人，强剪去驻东京留学生监督姚煜的辫发，因而酿成交涉大故，走避归国。该事件并非一突发的孤立事件，而应视为自1902至1903年始，国内外一连串学界风潮的一环。当年3月12日见陈独秀已返抵上海，且与吴稚晖等爱国学社中人相往来。章士钊曾说：“辛亥革命前之革命思潮，就上海而言，应以光绪癸卯夏至甲辰秋（1903—1904）一时期为最高点。”这种分析，倘若以当时学界风潮的风起云涌以及反满革命言论的普遍激烈而言，自是确当。不过这种形势，何止上海一地为然，实则从日本留学界以至中国内地，莫不到处风潮迭起。至于直接触发此学界风潮并使之迅速广播的，无疑是1903年的拒俄运动。

“拒俄运动”发轫于东京留学界。因之先有拒俄义勇队（4月29日）及其后改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5月11日）的产生。陈独秀和邹容因先前已返抵上海，因此未具名于此等组织。然而在国内，他们都积极投入了这个运动。5月21日，陈独秀结合了潘赞化、柏文蔚、郑赞丞等人，假皖省垣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到会的各重要学堂学生约计300人，颇为轰动。该拒俄大会，由开演至倡议组织安徽爱国会以及爱国会会章的起草与以后活动的厘定，都显见是由陈独秀所领导。这次拒俄运动，后来虽因遭皖省官吏的压制而中辍，但影响极大。首先，受该次拒俄演说的鼓动，安徽学界顿生波动，自此各学堂风潮迭起，不可抑止。其次，尤可注意的是该次安庆藏书楼的演说，其旨趣已轶出拒俄运动的范围，进而鼓吹革命。陈独秀倡组爱国会时，宣称“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社连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几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其宗旨隐然有排满革命的意图。其后的演说也以鼓吹革命为主。著名维新派人士汪康年（穰卿）曾记其事说：“皖人因拒俄演说，而中间忽羼入革命话头，谓应去杀一城之官吏。”在这次拒俄演说中，以陈独秀表现得最为激烈，印证《苏报》的报道，所谓“革命话头”似应出自陈氏之口。因此，陈独秀立即为皖抚聂缉椝特命首县指名访捕。综观他地的拒俄运动，我们可以知道，1903年的拒俄运动，无论是“始于拒俄，终于革命”，或是“拒俄为名，革命为实”，总之，此运动经领导者的着意推动，终归趋于革命，则是事实。陈独秀等假藏书楼的拒俄演说，乘机鼓吹革命，应出自他们的预图。因为，陈独秀在会上所倡组的爱国社，并非事出临时，而是早在5月21日召开拒俄演说的知启上，已署“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字样。后经大会通过的名称是“安徽爱国社”。经此演说，皖省排满革命风气蔚起。论者说：“清朝末叶安徽革命运动发端于藏书楼演说”，确是实录。

陈独秀在皖省垣的拒俄演说中，还有一事值得注意。陈独秀宣布组织“安徽爱国社”，其目标拟与上海爱国社连成一气，进而更要联络东南各省的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该建议见报后五天，在上海的邹容鉴于各地拒俄运动“风气特佳”，遂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按清末“同盟会”一词的产生及构想，初见于“中国学生同盟会”，其宗旨乃在于“组织学界同盟以为国民同盟之基础”。但细察其提名者，其中并无日后的革命党人，可见该会没有革命的意向。10其次再见于东京署有“大湖南北同盟会”的书刊广告，可惜其实际旨趣不得而知。就“同盟会”的构想正式揭橥于报端，而有明显的革命意图者而言，当以陈独秀倡议的“国民同盟会”为最先。“国民同盟会”和“学生同盟会”虽都终未组成，但其构想无疑为1905年8月在东京组成的中国同盟会的先倡。纵然陈独秀与中国同盟会的组成无涉，但“国民同盟会”的提出，实宣示了当时革命知识青年的心声，而同盟会的组成乃此种心声的归结。

拒俄运动后，陈独秀的重要政治活动是参与上海《国民日日报》的出版；稍后又在安徽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在晚清革命言论的鼓吹上，有相当贡献。陈独秀因在安庆领导拒俄运动，倡言革命，遭官府缉捕，避难到上海。时值《苏报》被封，于是陈独秀、章士钊等遂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以继《苏报》，作革命的喉舌。该报由革命党人谢小石出资，外人高茂尔（J. Lomall）出任经理，于1903年8月7日创刊。主编者是陈独秀、章士钊和张继，尚有何梅士、苏曼殊、林獬等人任撰述。鉴于《苏报》的被封，《国民日日报》的文字表面似不如《苏报》的激烈。但“宗旨在于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篇幅及取材也较《苏报》新颖”。所以该报“发行未久，便风行一时”。据章士钊说，该报是由他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甚至负责全部文字的校对，工作繁重，两人工作至凌晨，习以为常。除来稿外，该报文字多不具名，因此无从获悉哪些是陈独秀的文字。然而，他身为主编，又善属文，所撰文字当不在少数。章士钊即曾有诗记其事说，“我与陈仲子（独秀），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凡此都说明陈独秀与《国民日日报》的密切关系和他的贡献。《国民日日报》的出版，确为国内革命言论界重张旗鼓。但亦因此惹来清廷的嫉视，对其出版和销售多方打击，力图加以扼杀。继之因该报社中人与上海其他革命党人发生纠纷，且涉诉讼，加上经费短缺，终在12月初停刊，够前后出版历四阅月。

是年岁尾，陈独秀返抵安庆，“觉得安徽的风气闭塞，较沿江其他各省更甚”。他于是相约留日学生房秩五和吴守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该报创刊于1904年1月，属半月刊，内容丰富，形式设计新颖且饶有趣味，极具规模，言论也激烈。其内容主要着重在三方面，以理论性的批评，配合事实的揭露；指斥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指斥清政府的黑暗以及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的不合理。发行未久，安徽的“徽州、庐州、颍川各处购者甚多”，后且“流行遍及全国，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媲美”“读者的对象包括各个阶层”。这是安徽最早的革命刊物。由于该报立场日趋激烈，其余负责人都因处境困难而散去，独陈独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但至翌年8月，终因英国驻芜湖领事责该报的报道涉及英国，压迫满清官厅，勒令停刊。《安徽俗话报》的发行，对其时风气未开的皖省，冲击之大，可以想见。论者说：“安徽公学和《俗话报》的出现，使芜湖的政治弥漫了革命气息。”《俗话报》的出现，比芜湖安徽公学还早了大半年，确为皖省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了有力的开拓。及至芜湖安徽公学开办，陈独秀即任教于该校。

三

既有革命的认识，进而鼓吹倡导，再进而剑及履及，从事武装革命活动，这是陈独秀在晚清从事革命的经历。他所从事的武装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暗杀和组织起义两方面，而尤以后者成绩昭著。

1904年的下半年，陈独秀方在皖主持《安徽俗话报》，应章士钊之招，径到上海，加入了名为“爱国协会”的暗杀团。该会以杨笃生和章士钊为正副会长，是为配合华兴会的大举，以原东京和上海的暗杀团为基础，纠集各省“内层志士”而组成的革命组织。陈独秀勾留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等试验制炸药。是年8月，铁良和良弼奉清廷谕到江苏等省查勘财政、武备诸事宜。章士钊、万福华等尾蹑追踪，欲伺机狙击；陈独秀由沪折返皖省，可能也是为了该项行动。其后华兴会的举事计划虽夭折，但暗杀团的活动仍然进行不辍。是年10月，万福华之刺王之春，次年吴樾之狙击五出洋大臣，都是其活动的结果。吴樾狙击五出洋大臣事，陈独秀、杨笃生和赵声等均曾预谋。陈独秀之于吴樾，交情契洽。陈咏其至好的《存殁六绝句》中，其二所谓“孟侠龙眠有老亲”的孟侠，即是吴樾。两人的缔交始自何时虽不可确知，但据马鸿亮说，在1903年暑假，吴樾偕金慰农等保定同学一起南旋，道经上海，会晤了陈独秀和张继二人。并说由是吴樾“排满思潮……澎湃而蓬勃”。民国元年（1912年）3月初，陈独秀即代表皖省到上海参加吴樾的追悼会。凡此都可见陈独秀和吴樾的交谊，及其对吴早年革命思想和活动的影响。

暗杀行动在晚清革命运动中虽曾活跃一时，对促进革命的发展也有相当的贡献，不过，若要革命成功，仍端赖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所以华兴会的长沙起事虽然失败，而以大规模武装起义为目的的革命团体仍相继组成。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光复会。但约略同时，陈独秀会同柏文蔚等组织起来的岳王会，也是江皖地区的重要革命团体，其势力不逊于光复会之在浙江。

岳王会约成立于1904年底或翌年初，是陈独秀参加暗杀团归皖后，任教于芜湖安徽公学时，结合校内倾向革命的师生如柏文蔚、常恒芳等人所组成。该会成员全是军、学二界中人，是一个“专搅军事运动的机关”，极其秘密。为了发展组织，扩大活动，会中骨干常利用寒暑假期分赴各地进行联络和策动。陈独秀、柏文蔚等曾遍游皖北，与当地革命人士张孟介、岳相如和袁家声等深相交纳，促使皖省南北革命势力连成一气，而皖省革命力量也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岳王会因此“隐然成为江淮革命的重心”。不仅如此，运动新军，在新军中建立革命力量，是岳王会发展势力的主要方略，也是二三年间使岳王会势力陡增的主要因素。他们成功地在安庆和南京的新军中，建立了武装力量。

在安庆方面，常恒芳从芜湖安徽公学毕业后，即负“发展革命组织的使命”，到尚志学堂任职。常随即联络了尚志的教职员和武备中人，成立了安庆岳王会分部，由他自己任分部长。皖省著名党人薛哲、范传甲、张劲夫等悉为会中要员。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扩大基础力量，他们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吸收了驻安庆的老三营的全体官兵。不久，安庆设立了弁目研究所，岳王会会员熊成基、常恒芳等都加入为学员，他们到1907年结业时，多能担任新军的下级军官。因此，安庆新军中多数士兵和下级军官，都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革命，而“岳王会也成为安庆军界运动最先之组织”。

南京方面，由于赵声在1906年主持新军第九镇的征务。皖省岳王会会员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等均由赵的援引入营，充中下级军官。岳王会于是在南京成立了分部，由柏文蔚任分部长。据林述庆和许崇灏的记载，在同盟会成立前，他们与赵声、柏文蔚、林之夏、伍崇仁、冷遹诸人，联合将校数十人，设革命机关支部于江宁。该“支部”或即是南京岳王会分部。赵声与晥省党人关系极密切，而与陈独秀更属至交。赵声任职南京时，常到芜湖长街科学社的机关，与陈独秀、宋玉琳、郑赞丞、倪映典和柏文蔚等岳王会要员举行会议。到1906年，吴谷自日本归国，组织同盟会江淮别部，后并入了南京岳王会，吴氏也成了岳王会的重要干部。南京第九镇新军的迅速转化，倾向革命，成为此后革命运动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无疑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岳王会除了在安庆和南京成立了分部外，总会仍设在发源地芜湖，会长是陈独秀。陈独秀之能担任岳王会会长，对该会的组织自必有非常的功绩，只是他的详细活动情形不得而知。但由有限的史料看来，仍可见其时陈独秀仆仆风尘，四出宣传革命，结纳同志的事迹。皖省清季重要革命党人高语罕也指出，那时的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江淮南北，到处去物色革命同志”。

至于岳王会和稍后成立的同盟会，性质相类，同是一干部组织。根据现有的资料，确实可稽查的岳王会皖籍会员有21人。其中除陈独秀外，有柏文蔚、常恒芳、宋玉琳、倪映典、方刚、薛哲、吴旸谷、郑赞丞、张劲夫、熊成基、方言、凌毅、范传甲、石人俊、廖少斋、史鉴铭、王正藩、廖传祺、龚振鹏、胡维栋、廖传玿等人。他们全属会中的领导者，其他佚名及普通会员必更多。但即就此名单而言，皖省清季革命运动的重要党人，几已囊括其中。岳王会不仅成为皖省革命的中心力量，而在全国的革命运动中，也厥功甚伟。只因史迹不彰，以往著述，每将早期皖省的革命运动依附于浙江，以光复会概括安徽的革命组织，所以皖省重要革命人物如陈独秀、熊成基、吴旸谷、范传甲和他们所领导的活动，也一直置于光复会的名下。这已与历史事实不合。再就皖省与他地革命力量的联系来说，也与原南京第九镇的党人关系为密切，自成一江皖革命系统。傅斯年曾说，陈独秀“与当时长江革命人士一派较密切，与粤、浙各部分较疏”，应是指此江皖系统而言，否则便不可解了。

同盟会成立不久，虽即与皖、宁原有的革命势力接上了头，岳王会部分会员也加入了同盟会，不过，在岳王会势力解散前，其与同盟会的联系是基于一种联合的性质。比方吴旸谷回国后组织了同盟会江淮别部，但岳王会一直以自有的名号进行活动，对皖省的革命运动，一直具有有效的领导地位。在芜湖安徽公学就读，业已加入同盟会，亦为民元时国民党重要干部的常恒芳，即指出说，直至1908年熊成基领导安庆起义失败前，“安庆方面并无其他组织，其主要力量全为岳王会的人”。

经岳王会人的数载经营，江皖地区的革命势力潜滋暗长，已为武装起义奠下了相当的基础。清季安徽两次撼动全国的举事，岳王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1907年5月，徐锡麟刺杀恩铭起事，固是以光复会为主体，但由诸多片断的史料证明，岳王会实曾参与其事，出力不小。岳王会会员因此事件的牵连而走避的也不少，会长陈独秀更亡命日本。另外，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起义，即是以岳王会为主体。代表江皖革命势力的岳王会经过上两次的起事失败，一挫再挫，终至涣散。但尽管如是，就日后革命运动的表现来说，原岳王会人皆能贯彻始终，矢志不渝。原属岳王会的革命力量，也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比方，为同盟会倚畀甚重，成效卓著的江南和两广新军的革命势力，即是赵声、倪映典和宋玉琳等人运动的结果。

四

自1907年因徐锡麟刺杀恩铭，逃居日本，1909年冬归国以迄于1915年这段期间，陈独秀的政治活动属于另一阶段。尤其在武昌首义前的一段期间，陈独秀与实际革命活动较为疏离，不如此前积极且具领导性，而却“日以读书为事”,用心于学问思想方面为多。推想其原因，可能一则由于他所参与的革命组织，迭遭挫折，势力涣散，难有作为。再则由于他与章士钊、蔡元培一辈党人相类，毕竟性近文人，不善于从事武装革命的活动。因而在革命运动愈来愈趋向武装起义的时期，他们愈难有所表现。当然，陈独秀非同盟会中人，这对其当时的革命活动亦有相当影响。至于陈独秀何以不加入同盟会，说者多谓他误解了同盟会的宗旨，以为仅在于排满革命，所以不愿参加。这时期陈独秀的革命思想不限于排满固是事实，但他之不加入同盟会，正如与他交谊甚深的章士钊、苏曼殊、熊成基以及徐锡麟等人一般，个人的意志性情和人事的影响，也有相当关系。无论如何，那时的陈独秀仍守革命党人的立场，所交游的也尽是革命党人。他任教于杭州陆军小学时，仍被视为教员中的“进步分子”。

到武昌首义后，我们又见陈独秀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活动。在杭州光复前夕，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起草了“革命檄文多篇”，使人到处张贴，“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2月尾，孙毓筠任皖省都督，陈独秀与邓艺荪、李德膏等老同志同担任都督府秘书职。不几个月，皖局发生变化，孙毓筠去职而柏文蔚继任。陈独秀一时似因省内党人间人事的纠纷，随孙氏引退，在民国元年（1912年）迄翌年春，改任安庆高等学堂教务长职。此时民国虽建，而政局仍波诡云谲。民党与袁世凯的冲突，方兴未艾。安徽方面，柏文蔚也一去初时的敷衍态度而急谋抗袁。但因内部混沌，不易整理，才依何遂的建议，邀请陈独秀任总务秘书，共襄皖政。4月中，柏文蔚以赴宁省亲为理由，密赴上海，与孙中山等人共图讨袁计划时，陈独秀即代理民政事，可见陈在皖的职责之重。不过，因民党方面意见分歧，“软弱而混沌如故”,使袁世凯更无忌惮，加紧对民党方面的压迫。到6月30日，继赣督李烈钧和粤督胡汉民的罢免，袁再免柏文蔚的皖都督职，改派孙多森继任。对此，陈独秀态度坚决，他“鄙视孙多森，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辞职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盖指官僚政治复活，不可一日与居之义”。到二次革命发生，陈独秀自沪赶返皖省，任柏文蔚秘书长，从事抗袁。但不旋踵军事失败，他由安庆逃到芜湖，几为驻防军人所误杀。据孙雨航的记载，谓民元间，陈独秀常寻时任安徽高检厅长的杨辔龙“畅谈革命，乃是国民党的立场”。1913年10月，袁系的倪嗣冲为皖督，发公告缉捕二次革命的党人。陈独秀名列榜首，另有方刚、潘赞化等20人，罪名是“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志谋叛”。这都是陈独秀坚决革命和抗袁的证明。

二次革命既败，陈独秀再次亡命上海，生活极窘迫，1914年夏才又东渡日本。这次去日本，除入学读书外，并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并曾加入李根源、钮永建等组成的欧事研究会。不过，那时陈独秀与章士钊、王旡生、高一涵和程演生等一辈文学之士，来往较密。及至袁承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帝制野心已著，陈独秀和李根源等以为“不能坐视而不问”，赶返上海，从事反袁运动。可惜史料有缺，无从获知陈独秀这次反袁活动的详情。不过，照傅斯年的说法，他“是在反袁的立场最努力的人，文字的与实际政治皆然”。

五

由以上所述可以知道，陈独秀乃清末民初一个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他赋性刚毅，意志强韧，对他甚相知的章士钊即曾拟之为“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坡不上”。蔡元培说早在民元前，对他的刻苦自励，有锲而不舍的责任感，极为钦佩，并说他令人“有一种不忘的印象”。陈独秀的这种个性，在他1903年所咏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他既说：“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又说“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失败与功成”。这种“不知失败与功成”的精神，正是陈独秀一生冒险犯难的力量所存。

讨论陈独秀早年的思想，无疑首见他具有强烈的忧国伤民情怀，以及一股愿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牺牲精神。因此他说：“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至于革命思想方面，陈独秀自始即怀有排满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建中国为一民主共和国的理想。1902年冬，陈独秀在东京参加的青年会，其旨趣在“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1904年他所领导组织的岳王会，其主要目标亦放在排满的革命事业上。

列强对中国日益加紧的侵略，是陷国家民族于危亡的首一大患。与当时的一般有心人一样，陈独秀对这种亡国灭族的祸患，满怀殷忧，而他首次参与的实际政治运动，也即是1903年的拒俄运动。在拒俄演说中，他不厌其详，反复历陈了俄国的侵略行为和野心，并以亲身经历作见证，痛言俄人在东三省的凶残和暴行。他呼吁，到此时刻，“我国与俄之仇，固结不可解；我国之人有一不与俄死战，实非丈夫”。他进一步说，倘若俄人的无理要求得逞，则连带列强“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中国”。那时我国人即有“灭亡为奴”之惨。因而呼吁国人，“当尽以死守地之责任；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在发起安徽爱国社时，陈独秀揭示其宗旨，谓“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其次，在《安徽俗话报》中，他继续以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警醒国民，为主要的课题。该报所载《瓜分中国》（第一期）、《亡国篇》、《说国家》和《说爱国》等文章，睹题见义，莫不是在鼓吹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该报后期，由陈氏独力支撑，终因揭露英国在中国侵略的事实，以致被迫停刊。

简言之，排满和反外国侵略的民族主义，是驱使陈独秀走向革命的主要动机。前人论述陈独秀，多说在他一生的思想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显著，甚至有说他先天对民族主义持不信任乃至反对态度的。此种论断，可见颇与事实径庭。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言论，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表现得较为含蓄外，对于宣扬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绝不比对其他问题的讨论逊色。至于对陈独秀这方面思想的误解，究其原因当有以下的几点。首先，以往研究陈独秀的思想，大抵从《新青年》时代始，其时适是陈独秀这方面思想言论的内敛期。而论者先入为主，遽尔认定这就是陈独秀思想的原型，进而对于其日后倡议民族主义的言论，反而以为乃大势所趋，迫于潮流，有违本愿。实则，陈独秀之从事新文化运动，乃他由政治活动转而从事思想运动的结果。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一思想改造运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改造国民思想的大前提下，退居了第二线。再则，论者亦有陈独秀所以不加入同盟会，乃由于他不满单纯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一说。但陈独秀自己即曾自谓在辛亥时期，他与一辈革命分子是“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不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以单纯的排满革命为满足，不必即是反对民族主义，两者不能混作一谈。其次，1914年陈独秀在《甲寅》杂志所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及在《新青年》早期的文字，如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所见，确易启人误会。此在因未能小心审察其字里行间的真意的读者为尤然。陈独秀为文，喜用“正言若反”的笔调，常作痛极之语，从而有意或无意中发为悲观之论，容易贻人误解。更有进者，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民初的时代背景。民初在国内，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而行专制独裁之实；而在国外，尤其是德、奥，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陈独秀文中或深或浅地指出了盲目的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有被内外野心家利用的危险。

在进行救亡图存的同时，鉴于西方先进文明的袭来，一般革命知识分子莫不视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改造的运动。表现于政治层面的，如打破皇朝体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即是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革命分子的普遍要求。上引陈独秀《哭汪希颜三首》诗中，便有“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之句。其首句很明显旨在推挹亡友汪希颜，次句乃陈独秀的自策语，第三句即透露了他们那时的政治理想，标志着对共和联邦制度的向往。稍后，陈独秀所办的《安徽俗话报》，着力批判封建社会种种不合理制度和风俗习惯，并提倡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要求破除迷信，提倡实业，兴办学堂，并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凡此皆流露了陈独秀那时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陈独秀的思想言论之能领导一时代潮流，在近代思想史上占一重要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他的思想言论最特殊而放异彩的，不必说是他彻底的反传统、反偶像的精神，以及对西方先进文明所抱的开放态度。然而，陈独秀这方面的思想倾向，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实已见其端倪。比方在1903年的拒俄演说中，他对国人醉生梦死的人生态度，作了分析，说：

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其性质相异如是，其现象又各自不同。

这种透过中西民族文化性质的比较，以作判别中西强弱的原因，进而咎责国人民族性的卑劣，国家的落后，都是陈独秀讨论中国问题的一贯方式。在《新青年》中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其中有一段说：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谈礼教文明而不羞耻。

这两段文字，产生时间虽相隔十多年，但无论在论调和语气上，何其一贯！从思想学术的角度去检讨传统文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中，也有所见。其中如《警钟日报》先后刊登有《论孔学不能无弊》《论孔学与中国政治无涉》诸文，可为代表。但早于《警钟日报》发刊的《国民日日报》，有社论多篇，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攻击，十分激烈。其中如《箴奴隶》《道统辨》及《说君》三篇，论事的鞭辟入里，打穿后壁说话，以及不稍假借的态度，行文的峭劲，辞藻的浓丽，以至持论和推理的简洁有力，和《新青年》时代陈独秀的著述，十分相近，疑即出自陈独秀手笔。可惜找不到外部证据，不能证实。但由于陈是《国民日日报》的主要编辑之一，则此数文之出自他的手笔，自亦非全无可能。

于《箴奴隶》一文中，作者认为民族的实验不外“国民”与“奴隶”二途，而证之于国人，却属奴隶一途。其所以然，据作者说：

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

文下再条分缕析造成奴隶根性的各项因素。另《道统辨》一文，内容则在訾责“中国腐儒”，谬于道统之说，强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并指出孔子的道乃“封建时代”的道，“不适用于今世者”。而《说君》一文，旨在分析中国三千年来君主专制的形成及其黑暗。

以上三文的言论，其中如“冲破网罗”等观念，显然有受谭嗣同影响的痕迹，即将之置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也属反传统的激烈言论。以此数文与其时陈独秀的言论相比较，虽周匝纤悉有所不如，但议论则大体相近。如在《抵抗力》一文，陈独秀分析国家所以贫弱的原因，即以之归咎于学说之为害、专制君主的流毒与统一之为害，与此数文腔调雷同。此外，如新文化运动时代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理总统书》《宪法与孔教》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诸文，也都可资比较，不难见到其间持论乃至语调的贴合。笔者作这样的比拟，虽外部证据阙如，但非全属附会。因陈独秀在拒俄演说中，已喜用“国民”和“奴隶”两词相对说。再《箴奴隶》和《说君》二文，屡用“三千年历史”“三千年风俗”等语。用“三千年”概说中国历史年代的，笔者尝遍阅《国民日日报》，除此二文和发刊词外，不见其他文字有此用法，而唯独再见于陈独秀《哭汪希颜三首》诗中的“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之句。陈诗刊登于该报第三号，而《箴奴隶》一文即自第二号起连载至第八号，《说君》一文又自第九号起连载以迄于第十五号。三者在时间上亦甚配合，《说君》和《箴奴隶》二文两相衔接，也显示出于一人手笔。而且这“三千年”一语亦非泛泛之词，而系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断语，为上述诸文或出陈独秀手笔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此外，陈独秀在1903年与苏曼殊合译了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 Hugo）的《惨世界》（Les Miserables）的著名小说。自第八回起，译文轶出原著，凭空添造了一段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青年志士，他的言论和行事自是陈、苏二人心目中一个革命志士的形象。他们透过该主角的口，批评中国传统，可与上引陈独秀的反传统思想比对，互为补足。如其中说：

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为金科

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

另有一段再说：

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像都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

从以上所见，陈独秀之怀有反传统的思想，显然为时甚早。即在他晚年所撰的自传中，也见他早在1897、1898年间业已对传统文化和社会抱一种质疑的态度，如同在科举和鸦片等问题的讨论上所见。论者有谓，陈独秀在自传中的所表示态度，未必是当时的事实，毋宁是他日后思想的反映。固然，任何事后文字的追述，有意无意，或深或浅，会受执笔时的思想和环境的影响。但陈独秀在自传中的陈述，对相关事物的追忆，粗细俱陈，印象鲜明，除非我们怀疑全是他所编造，否则便需承认这种追忆的可信性。事实是由于清朝末叶的日趋腐败，使有识之士对现实政治社会，乃至对传统学术文化产生种种质疑。这在一个深于思想和饶有反叛精神的青年如陈独秀，乃是可想象之事。一经西方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洗礼，两相印证，虽不必即有邃密的认识，自必容易走上摒弃传统的道路。虽文献不足，未能全面显露陈独秀这方面思想的全貌以及其下至《新青年》时代的发展过程，但大体的脉络仍多少可见。民国初年他在一首题为《远游》的长诗中，说过“仙释同日死，儒墨徒区区”的话。又1915年，《甲寅》杂志第七号上发表了吴虞（又陵）的《辛亥杂诗》，诗中多非儒之说。此诗亦为陈独秀所选载，且加圈识。凡此都说明反传统的态度，在早年已横亘于陈独秀的胸中。

讨论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社会的不公平和生民的不幸，怀有极其热诚的关注。如在上述译《惨世界》时所插入的故事中所见，对买办阶级的媚外、官绅富豪的欺凌平民和奢侈淫逸等种种社会的黑暗，极尽指责和讽刺。他甚至透过所塑造的主角，提出要“世界上物件公有”等言论。《安徽俗话报》的文字亦反映了陈独秀的强烈的社会思想。这使章士钊说他早年所怀政想，尽与其日后所抱持者相同。不过，迄今似无证据，显示陈独秀曾与闻在辛亥前后盛极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或有系统地接受此二者的思想。至于他在当时可能曾感染过这两派思想的若干影响，自然是可想象的事。可以说陈独秀整个思想的一个特色，是特重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这种思想性格，在新文化运动前业已可见。也可能由于他具有此种思想倾向，所以对当前社会伦理的恶劣现象感受特深，未始不是他绝早走上反传统之途的一个理由。

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大体如上。此外，当时由西方传来的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进化观念等，几属一时进步人士共信的流行思想，陈独秀自也深受影响，盖不待言。

六

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的政治活动和思想，约如上述。但就思想言，自不过显示其若干明白的趋向，而非谓陈在当时已具有若何规模完备的体系。事实是自1907—1915年的一段时期，无论在事业或在思想的路向方面，陈独秀仍在艰苦摸索之中。在此摸索的过程中，他心绪的彷徨和无所适从，可从他这时期的诗歌中获得体会。1908年，他的《华严瀑布》诗一再发出“敢问意如何”和“知音复几许”的感喟。他与苏曼殊唱和的《本事诗》，其中的一首说：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另一首说：

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

终日欢场忙不了，万家歌舞一闲身。注1

注1见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载《艺林丛录》第五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3年重印本，第74—75页。

按此《曼殊上人诗册》（下简称《诗册》），乃文芷自蔡哲夫家收得，为苏曼殊手抄诗稿。原件共11页，裱装成册。其中计有曼殊自作诗23首，译诗4首，邓绳侯诗一首，另有作者署“仲”的10首。文芷说“仲”乃陈独秀是不错的。陈独秀早年诗文多署“仲甫”“仲子”或“仲”的，朋友辈亦惯用此称他。在现存的曼殊诗歌中，即有“游不忍池示仲兄”“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和“东行别仲兄”等首。“仲兄”是曼殊对陈独秀的昵称。此署“仲”的诗10首，是与署“”（即曼殊）者唱和之作。其唱和次序是“仲”先而“”后，相间排列，总共20首。故依次序，“仲”应是原唱而“”和唱。但文芷说，顺序读起来，总觉得“”是原唱，而“仲”和唱，笔者深有同感。但问题尚不在此，而是作者的问题也仍要辨识一下。因为署“”的10首绝句，在《曼殊全集》中即是“本事诗”。可是“本事诗”中的第二和第七首，即“丹顿裴伦是我师”和“慵妆高阁鸣筝坐”的两首，在《诗册》中却注了“仲”字；而《诗册》中另一首署“”的，即“愧向尊前说报恩”的一首，则在《曼殊大师全集》中未收。《诗册》中再有署“”的“淡扫娥眉朝画师”一首，在《曼殊大师全集》中不列入“本事诗”，而另题为“为调筝人绘像”（诗卷第4页）。因而在《诗册》中有三首诗的作者与《曼殊大师全集》不符。由是文芷提出了三个可能的解释，但他自己全都不大满意。此三可能的解释是：一、确实如诗稿中所注；二、这些注有些注错了；三、无论是“仲”也好，“”也好，其实全属曼殊自己的作品。首先，文芷的第三项解释，正如他自己所说，曼殊生前虽好弄玄虚，但有些诗确不像曼殊所作。因为形式的东西可弄下玄虚，而涵咏性情和思想的诗文，却假不得，很难冒充。在20首诗中，除二、三首较难断定外，其余署“仲”和“”的，风格迥异，内容有别，一目了然。我们细心考察一下，其中署“”的10首，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和第十首共九首，按其次序内中各有“生身问母”“袈裟点点”“淡扫娥眉朝画师”“湘兰天女”“华严瀑布高千丈”“恨不相逢未鬀时”“赠尔多情书一卷（余以梵本赠沙慕达罗）”“芒鞋铁钵无人识”和“持锡归来悔晤卿”等语，内容所及，均是曼殊本身事。相反，署“仲”的几首，内容实无可与曼殊身世相涉之处。其次，再就陈、苏二人诗歌风格而说，晏殊的诗无论所写如何凄酸情伤，或快意豪情，都不失其轻灵清隽的趣致；相反，陈独秀虽有艳丽情浓的诗，但却难掩其沉郁深挚，时作壮语的风格。这在《诗册》中，署“仲”和“”的，正好表现了这两种不同的风格。

关于文芷第二项解释，认为有问题的三首是注错了，亦不可能。因为《诗册》本是曼殊亲自手抄。而且《诗册》上署了“”的“愧向尊前说报恩”一首，虽不见于《曼殊大师全集》，但诗附注说，“曩在秣陵（南京）仁山（杨仁山）老居士为余道马湘兰证果事甚详”，此分明是曼殊故事。时为1908年12月10日，曼殊染病南京，杨仁山来探，为他说秦淮马湘兰证果事。（见《曼殊大师传》，《曼殊大师全集》，第11页）故此该诗确实是曼殊作品无疑。《诗册》上署“”的既证实全属曼殊所作，故此署“仲”的10首应全属陈独秀的作品了。至于《全集》所录《丹顿裴伦是我师》和《慵妆高阁》二首，当是误录。但文芷却说此二诗“只能是曼殊，不大像陈独秀的”。他虽无进一步的解释，想亦拘泥于一般的观念，以为崇拜拜伦的只应是曼殊的事，陈独秀不会如此。这多少有昧于陈独秀早年的兴趣。而且礼赞拜伦，属清末民初一时的风气，马君武、鲁迅、黄季刚等皆然。而且在1907—1909午间，陈独秀和苏曼殊两人共同从事拜伦诗的迻译，两人这时唱和的诗也多，（见《诗册》中章士钊题诗内所附的注释，第79页）也用之分赠友人。（《秋桐杂记》，《民立报》[1912年4月30日]第十七册，总第439页）陈独秀的称赞拜伦，事属可能。

最后，我们应相信曼殊手抄《诗册》上署名“仲”的诗10首，乃陈独秀的作品。《诗册》中诗的作者既明，我们可进一步推究陈、苏此唱和诗的制作时间。据文公直《曼殊大师全集》，列曼殊《本事》诗为民国前二年，即1910年所写，恐有误。此《本事》诗既是苏、陈二人在东京唱和之作，陈独秀在1909年10月已自日归国，而曼殊更早在是年8月远赴南洋，可见此《本事》诗之作，不能迟于1909年8月。另据《愧向尊前说报恩》一诗的附注，内中道及1908年冬曼殊卧病南京事，因此诗的写作期也不可能早于这时。曼殊是1909年2月再赴日本，可见《本事》诗的制作年期，应在1909年1—8月间。另1909年8月，曼殊由日返沪，曾晤蔡哲夫（《曼殊大师全集》，第11页），旋赴南洋。故此，《诗册》手稿或是此时曼殊在沪抄与蔡氏的。

诗中或以湘娥灵均（屈原）自譬，或以调筝女自况，要皆在寄他的孤愤抑郁的情绪。陈独秀在1907—1909年第三次逗留日本期间，日事英诗的翻译，而尤喜拜伦。这除了因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外，也反映了他对拜伦的才情和意趣的企慕。因此他说：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从表面看，陈独秀颇似其好友苏曼殊，所撰文字多咏佳人才子，其实在他纯是寄意，效屈原“香草美人”的微旨，以发舒其忧国伤民，志不获伸的意绪。同时，陈独秀究心内典，亦可与其礼赞拜伦作同样的理解，多少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我们甚至可以说，晚清佛学之所以骤盛，隐然成思想的暗流，且多在进步的思想家间流行，至少一部分理由是他们怵于现实政治的压力，思想的方向依违未定时，用以提挈精神。

下逮陈独秀于1909年自日本归国，任教于杭州的几年，据他自己说“胸中感愤极多，作诗复亦不少”。透过他这时期的诗歌，首先可见作为一革命党人，对推翻清政府的前途尚未可卜，其内心的愤恨和焦虑，郁结不伸。在《寄士远长安》一诗中，他说：“影着孤山树，心随江汉流”“未及祖龙死，咸阳不可留。”他假秦始皇的故事，以喻与清政府的不可并存。至于对个人际遇的孤愤和抑郁：更是溢于言表，不能自禁。如在《咏鹤》一诗中说：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

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

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此外在《杭州酷暑寄刘三沈二》的“有天留巨，无地着孤心”,以及《游韬光》的“月明远别碧天去，尘向丹台寂寞生”等诗句，皆如时人所评，“有陈伯玉（子昂）、阮嗣宗（籍）之遗”，是“忧时感世之作”。

陈独秀在晚清革命运动的后期，表现出满腹孤愤抑郁，反不如早期的壮怀豪情，究其原因约有二端。首先，自1907和1908年两次安徽省内的革命举事失败后，长江革命势力顿挫，几至一蹶不振，失去凭借。陈独秀既远遁日本，又未加入同盟会，都足以使他与其后的革命活动，以及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主流疏离。在思想上，早在1903年，陈独秀在要求排满革命的同时，已认定须从学术思想和社会意识两面作检讨和鼓吹，以求国家民族思想的根本改造。加以他素来不愿依傍而喜独行其是的性格，都使他一时不易与另成团体的革命人士合流。1903年，他在《题西乡南洲游猎图》一诗中，有“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闻”之句，表示了他的态度。陈独秀早年无疑也染有中国文人的习气，孤高自赏。每以屈原一流的人自况。在《华严瀑布》诗中，他曾自诩“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若以他与章士钊、刘师培和张继等一辈友人相较，他们的年纪虽尚较陈独秀为小，但他们当时在言论界和革命事业的作为，却非陈独秀所能比拟。究其缘由，若谓在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的思想体系犹未完具，固可作一解，但进一步言，谓其学问所长及其思想意识的倾向，与时代潮流不能契合，或更近事实。我们阅读晚清的革命言论，虽所涉及的范围至广，但最具影响力的实仍在革命排满一事。风靡一时的革命文字，是邹容的《革命军》，是陈天华的《猛回头》，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是刘师培等人在《国粹学报》借传统文化历史的表彰，以激励民族精神的论文，是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政论。下至武昌首义成功，民国肇建的最初几年，言论界讨论最热烈的，是法制问题。而风云际会的言论界巨子是宋教仁、章士钊乃至高一涵等人。处此言论气氛下，陈独秀虽勇于事，雄于笔，然限于他的所学，囿于他的思想倾向，难以展布其所长。迨帝制运动发生，张勋复辟，军阀割据，政局混沌，而言论界和社会思潮又复转身移步，有新的觉悟。这时知道若不从国民精神和历史文化作彻底的检讨和改造，而徒唱政治革新，终无济于事。陈独秀和他的同志有见及此，遂能挟其长，因应时代的要求，推动了一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所以陈独秀的思想言论之必待五四时代乃发扬其声光，是社会思潮的推移以及他个人所具的条件，相互契合而成的结果。由此也可见近代中国历史人物之能否在一时代吐露光芒，除了思想坚实，理论优长的条件外，亦系于他们是否能投合潮流，是否能作时代的代言人。由陈独秀在言论界的一晦一显，也多少反映了由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的一个脉络。进一步说，两段时期虽在思潮上有承先启后的关系，不能截然划分，但两者的主导思想无疑有别，影响也自不同。

最后，尚有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和《新青年》早期的重要撰稿人，在晚清革命期间，多曾直接或间接参加过革命活动，或至少倾向于革命的立场。蔡元培、陈独秀、吴稚晖自不待言，即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刘叔雅、鲁迅、李大钊乃至胡适等人，皆然。这一事实的重要，一方面表示他们之从事新文化运动，是经历了革命活动的实际体验，从而对救国方案有了进一步认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示他们之从事新文化运动仍是一救国运动，与往日之从事政治运动并无二致。这也说明了何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纯粹是一学术文化的运动，而有浓厚的政治性的一个理由。再则，若因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多属民党的立场，而遽谓新文化运动与同盟会或国民党有直接的关系，则也非事实。相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与革命的实力派和主流派殆一向疏离。辛亥革命结果的挫败，原因多端，但较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未能和武装实力派相辅为用，甚至打成两橛，未始不是削弱了革命力量和使革命运动不能成功的一个原因。这在国民党时期尤其明显可见。陈独秀在1924年曾有一篇讨论辛亥革命的文章，就《革命党人的努力及政策》来探究造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党（亦即同盟会）的“军事行动自始即失之过早，辛亥革命也因此早熟而失败”。他并指出“至于民众宣传方面，仅仅只有一部分排满的鼓动，兵事起后，连这小部分的鼓动都停止了”。他指出，当时革命的领导人“只看到军事行动在革命上有价值，办报只不过是无聊文人混饭吃的把戏”。因此他总结说：“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这一点，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一老革命志士，他的论断，我们自有理由相信其具有真切的体认。武昌起义成功后，接近权力的同盟会员或国民党人，不无党同伐异，有强烈的排他性，故此，新文化运动之发动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等知识人士，亦自有故。他们在民元后既反对袁世凯和后来的北洋军阀，又与国民党的实力派不能投洽，这使他们更倾心于学问和思想的工作，而其对社会国家的贡献，也更注重在言论界和教育界方面。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之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也未始无故了。

1975年5月稿成，

1976年冬定稿，

于日本广岛大学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