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承东莞市政协“东莞学人文丛” 编委会的好意，要出版本人的学术文集。“东莞学人文丛” 之出版，乃乡梓文化学术盛举，得忝列其间，固感荣光，亦不无惶恐，怕不足以当之。东莞虽位处祖国南疆海滨一隅，然近代以还，为学风气勃兴，享誉全国的学术界前贤辈出，争驰斗驱于学术前沿。且学风纯正，声光所披，东莞人文于焉灿然。“东莞学人文丛” 的出版，在东莞冠盖交错，轮蹄辐辏的当前，以此广播乡梓的厚重，传承学风，光大文化，以激励来者，诚时代美事。个人斯编“文集”，除了学术专著外，六十五岁前本人有关学术文化的文章，几尽于此矣。

本人自少嗜阅读，尤其是文史小说类，至废寝忘食的地步。只是门第非书香，无家学可藉，居处乡鄙，又无可臻问学的师友指导。直到高中，虽云嗜于阅读，纯属兴趣，只是顺意随缘的找书读。幸好，在胡乱无序的阅读中，随着年岁的增长，多少培养出阅读的识见和品味，不至长耽于浮游和浅陋。直到高中三年级，有幸遇上了近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弟子、香港新亚书院早期毕业生胡颖超师，循循善诱，导我以“学问” 的门径。自进入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才闯进“学问” 的门庭，从此耽醉于学术文化。大学三年级开始，已矢志于学术研究了。大学期间，读书以博治为尚，自然多方面涉猎。而新亚书院文史哲系的老师，多属一方面学问的权威，不期然备受其学问的吸引，而“转益多师” 了。个人学问兴趣，本偏向于学术思想和文化。然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和海外学术文化界，承五四以来探索“传统与现代” 潮流的余绪，讨论中国未来走向与中华文化的前景，仍属最受关心的课题。自高中以来，阅读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文章特多，自然而然，深受影响。大学期间，接连修读了王德昭师多门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等课程，近代中外历史发展的辉映，更加强了要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和近代化理论，去探究中国的未来。加上当时现实中国局势的动荡，萦绕心头的总是“中国现代化” 和“中国文化的去向” 等问题。所以自大学三年级起，遂决意以研究“近代中国” 为职志。中间，自以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则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成为个人研究撰述重心所在。至于中国古今学术文化的兴趣，虽不离不弃，阅读不辍，终究另成业余了。

在日本留学期间，除应修读课程外，自我研读，时间精力全花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与日本学者对中日近代的比较研究上，以备作中国近代化研究之用。可惜不达初衷，撰述甚少，于今为憾。

自回港，任职香港商务印书馆，初掌编务，精壮力健，编务之余，尚能继续学术研究和撰写。后期管理职责渐重，二十一世纪初启，更掌管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学殖荒殆愈甚，虽好读如故，而学术研究，竟成业余兴趣。专著的撰述，实有心而无力了。只能随机缘撰述些短篇零拾，以慰学术心灵。

人生总有得失，所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因从事编辑出版，在文化思想上，却另有意外之收益。其一，因出版编务，得亲炙了不少学艺大家，且更有忘年论交的。从他们身上，道德文章，时代风范，启益固良多。然而，对在国家板荡、民族多艰、社会困顿的时代，深受中华文化涵泳薰浸的他们这一代人，之所以学艺的精博，道德信念的持秉，国家民族的责任承担，感悟尤多，其得益则在学术之外了。其次，二十世纪八十年初开始，也因编务而走遍塞外江南，实地实物地考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在视野和观念上，跳出了纯文献的局限，多所开悟，而有了新的认识。中间并能通过编辑出版，借重各地学人，成就了一批饶富创新的图籍，以播中华文化于社会和海外，或可弥补学术研究的缺课。

个人以上的一些做学问的简单回顾，略以替代文集的编选和分类的说明。至于所收文章，大抵除个别非常有限的增补外，稍作改动，以见原貌。学术研究，资料续出，论点日新月异，几十年旧作，难于一一修订，只能期待后来高明者在研究上的推陈出新。还好，再编辑文集，重新阅读，主要论文的观点，尚有可自恃之处，不至大谬。如能得方家和读者不吝赐教，诚所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