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信贷管制与金融脱媒

3.1 信贷管制概述

商业银行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转的枢纽之一。经过多年的制度完善，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完整的商业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多年来快速增长的存贷款总额，为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资金基础。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年均GDP增长迅速，商业银行也经过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尤其是中国2000年取消信贷管制以后，作为商业银行主要盈利来源的贷款业务保持了相当增长速度，在盈利持续增长的同时，不良贷款率也出现了下降的现象。

信贷管制在中国经历了数度启废，在改革开放初期，信贷管制确实为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法制保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信贷管制这一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措施已经显露出弊端。信贷管制使得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过高，银行业的暴利盘剥了工业企业利润，甚至可以说拖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后腿。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由于信贷管制，商业银行还是会继续依靠存贷款的高利差而获得高额盈利。但是信贷管制在带来银行高利润的同时，也催生了影子银行的出现，产生了金融脱媒的现象。这里所说的影子银行与国外影子银行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不同，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融资渠道。在商业银行资产方和负债方的双重“表外化”下，影子银行规模与日俱增；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的难度加大，又推进了影子银行的发展。金融脱媒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资金需求方绕过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获得融通，另一方面资金提供方由于自身逐利特性而将资金向直接化投资渠道转移。中国的金融脱媒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例下降。人民币贷款占比变小是出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重新恢复了信贷指标管制，企业每年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金额有限；二是随着中国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越来越青睐企业债券这一融资渠道。这些企业正逐步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债券与长期企业债的形式来降低对于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从融资成本角度讲，发行企业债券的成本也远远低于银行贷款。股票和债券市场所占据的融资份额逐年递增。第二，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量变少。中国一直存在着利率管制，居民在商业银行存款的收益并不高，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进步，居民的投资意识逐渐加强，他们逐渐意识到银行存款并不是处理闲置资金的唯一方式，于是将资金投入到理财产品等其他收益更高的市场。有些商业银行也从发行理财产品中获得收入。以上的几个原因导致了中国商业银行业金融脱媒的发生，虽然作为银行负债的存款也受到了脱媒的影响，但是作为银行资产的贷款受到的脱媒影响最大。但是值得说明的是，由于传统信贷管制导致的金融脱媒实际上只是银行的第一次脱媒，而商业银行自己创造影子银行造成的脱媒是二次脱媒，二次脱媒并非本质上的脱媒，这一点将在后文作详细解释。

朱淑珍、朱静怡(2003)[1]解释了商业银行资产方脱媒的原因，大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因此在决策过程中是企业放弃了银行。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种种限制和银行在客户上的选择性，很难获得贷款，因此在决策过程中是银行放弃了企业。如此状况造成了银行在企业贷款业务上的“脱媒”。她们还认为商业银行为避免负债方脱媒，在积极开展吸引企业存款同业竞争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提供理财服务，从而从根本上吸引企业存款。刘元庆(2006)[2]认为，中国的金融脱媒趋势加快，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利差收入是商业银行金融中介职能产生的风险收入。商业银行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和更多地规避风险，需要调整收入结构，提高中间业务收入这一无风险收入的比例。然而，本书认为，正是由于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又加大了中国日后的金融脱媒程度。徐奕晗(2012)[3]认为，外国金融脱媒的深层次原因是资本逐利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国内更多表现为突破金融抑制的现象。国内银行界在金融脱媒背景下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研讨会(2006)的综述中指出，政府主导型金融脱媒是中国经济转轨阶段金融脱媒的一个重要特征。

于良春、鞠源(1999)[4]认为，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管制是商业银行的政策性壁垒。而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金融深化与金融开放的过程。因此有控制地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才是适合商业银行发展的环境。周业安(1999)[5]认为，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会对企业融资能力产生影响。信贷市场上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会导致企业过度负债、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后果又会给商业银行造成不良影响。谢百三、王巍(2005)[6]认为银行信贷资金启动和支撑了房地产热潮，而这种热潮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因此，应该合理限制信贷，严格控制期房和商业用房抵押贷款比例。

Rose-Ackerman(1986)[7]从犯罪经济学出发，侧重腐败的局部均衡分析，即综合考虑了腐败的需求面和供给面，讨论贿赂价格和权力交易的均衡解。谢平、陆磊(2003)[8]认为金融监管腐败与被监管对象行为存在“下游关联”效应，下游被监管机构超额利润越高、违规动机越强，相应监管部门的腐败倾向越高。他们还提出了金融腐败的微观面，即在公众与金融部门间、金融部门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间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代理人在衡量预期收入和风险后的理性选择，这属于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的产物，因而属于治理结构的范畴。而其宏观面则指体制转轨造就的“转轨利益集团”及其特定的权钱交易。FSAUK(2009)[9]认为经济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分析应包括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信贷定价、借款人的杠杆程度、借贷双方承担的风险、期限转化的形式以及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比如银行期限错配的程度以及对批发性融资的依赖程度。

Stigliz和Weiss(1981)[10]证明，即使没有政府干预，由于借款人方面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信贷配给也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现象存在。魏倩(2007)[11]从“诺思悖论”入手，认为政府是“理性人”，其克制“制度不均衡”、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努力与市场化的持续推进相容。因此，政府控制银行可能会获得超额收益。易宪容(2010)[12]认为，监管当局紧缩规模、抬高利率的动机就是人为地制造贷款短缺，使得商业银行对需要贷款的机构或个人进行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则会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

[1] 朱淑珍,朱静怡.Ratio K:a New Way of Metering and Evaluating the Risk and Return of Stock Investment[J].Journal of Dong Hua University,2003(2).

[2] 刘元庆.资本约束、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战略转型[J].金融论坛,2006,11(7).

[3] 徐奕晗.深度解析金融脱媒[J].国际金融,2012(11).

[4] 于良春,鞠源.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J].经济研究,1999(8).

[5] 周业安.金融抑制对中国企业融资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2).

[6] 谢百三,王巍.中国商业银行在房地产热潮中的两难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05(3).

[7] Susan Rose-Ackerman.Reforming Public Bureaucracy Through Economic Incentives[J].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6,2(1).

[8] 谢平,陆磊.治理结构、预期收入与体制转轨:金融反腐败机制设计的微观与宏观战略[J].金融研究,2003(9).

[9] FSA UK.The Turner Review:a 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Global Banking Crisis[R].2009.

[10] Joseph E.Stiglitz and Andrew Weiss.Credit Rationingn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81,71(3):393—410.

[11] 魏倩.中国金融管制的历史与改革[J].复旦大学,2007.

[12] 易宪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几个重大理论问题[J].江苏社会科学,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