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需求结构三大矛盾的原因分析

造成当前我国需求结构面临三大矛盾的原因较为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受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负面影响，二是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进行的两次需求结构调整政策实践的负面影响。

（一）一些理论对实践的负面影响

1.重商主义理论的负面影响

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时期，16～18世纪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各国大多采用该政策，把对外贸易顺差所带来的金银数量作为一个国家实力的代表，并积极促进出口以获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增加国家的财富。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旨在实现国富民强，使国家经济走向振兴。

重商主义理论在我国影响很深，并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与外国人做生意，他们赚钱就等于我们亏钱，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谈判中，对进口施加的任何限制都是维护国家利益；对人民币要严格管制，不能自由兑换，否则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等等。

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贸顺差持续扩大和大规模外资引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一些带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的政策方针也导致我国需求结构出现严重失衡。首先，国内市场发展不足使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能很好发挥，外向型经济难以改变，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引发新的问题，造成内外需失衡。其次，国内市场发展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从而制约了消费，造成投资消费失衡。再次，传统的外向型重商主义贸易发展模式还导致我国多年来习惯于以损失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已造成各种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2.比较优势理论的负面影响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中较为古老的概念，在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这一概念已出现多次。李嘉图则进一步提炼，认为比较优势是各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之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证明得出，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了要素价格不同，而要素价格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要素分配，进而决定了各国的商品价格，因为价格的不同产生了国际贸易，各国应分工生产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的商品。资本丰富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较为有利。

受该理论影响，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凭借国际范围内相对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价格同样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赢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随着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该理论的持续影响导致我国需求结构出现严重失衡。首先，比较优势理论要求一国根据其资源禀赋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易，我国在以自身廉价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并未能按比较优势战略引进自己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与资源，特别是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进口高技术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重重障碍，设定诸多限制，造成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攀升，国内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难以满足。其次，随着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政府为维持这一优势，人为地扭曲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价格，造成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消费难以扩大。再次，由于各级政府对本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随着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各级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对一些相关加工企业进行保护，导致企业的市场性激励减弱，企业过度依赖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主动性不足，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6]，造成国产高新产品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

3.二元经济理论的负面影响

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文章《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首次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部门会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在“制度工资”水平不断供给劳动力，直到所有过剩农业劳动力被吸收之后工资才开始上涨，即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此后，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

受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我国在1949年后通过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对农村剩余进行抽取，形成以剥削农业来发展工业的路径，在一定时期内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近年来，一些地区又通过农村土地“剪刀差”的方式继续对农村剩余进行抽取，导致我国需求结构出现严重失衡。一方面，对农村剩余的不断抽取导致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货币短缺状态，6.5亿多农民的消费能力严重削弱，广大农村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被抑制。另一方面，农民工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使近年来总体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愿望的日益强烈，上升的工资仍难以支付在城市生活和定居所需的各种成本，其他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

（二）近年来需求结构调整政策实践的负面影响

1998年以来，受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我国进行了两次以扩大内需为主的需求结构调整，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快速复苏方面产生明显成效，但需求结构失衡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低消费与高投资并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失衡状态进一步恶化。

1.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调整政策实践的负面影响（1998～2003年）

本次需求结构调整是在亚洲经济危机、国内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时政府将增加内需总量作为应对危机的当务之急，因此，政策侧重于短期拉动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投资需求而非消费需求，侧重于政府投资增长而非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在政策上则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就业等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较少，造成政策之间的配套性不高（表2-5）。一方面，财政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对称，税收收入过快增长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同期推出的养老、就业、医疗、教育和国企（减员增效）改革，使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打了折扣。结果，政策结果偏离了决策初衷，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强化了投资主导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内需结构与产业结构，加剧了经济结构性失衡。这一阶段，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57.1%降至2003年的35.8%，下降了21.3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4%升至2003年的63.2%，本轮上升36.8个百分点，内需结构失衡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严重（表2-6）。

2.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调整政策实践的负面影响（2008年至今）

本次需求结构调整是在面对外部冲击及内部结构性问题和民生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开展的。与上一轮需求结构调整相比，本轮政策导向是投资、消费双扩张，把扩内需、保增长与重民生、促和谐结合起来，把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等长远战略结合起来。本轮综合运用了财政、货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就业、产业等政策，不仅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且开始着手解决制约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深层次问题，相关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度与配套性也明显提高（表2-7）。到2009年底，这些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但是，为了在短时期内快速拉动经济增长，在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4万亿政府投资和9.6万亿银行贷款大部分流向工业领域，加剧了资源环境矛盾，造成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货币供给量大幅增加以及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猛烈上升，高涨的房价极大压抑了居民消费需求。另外，出台的货币政策对扩大城市内部需求关注多，对拉动农村需求关注少；对中央企业投资需求关注多，对中小企业投资需求关注少；挤压合理消费需求的同时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扩大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之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8年的47.5%升至2010年的54.0%，2009年贡献率更是高达91.3%，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之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8年的43.5%降至2010年的36.8%，低消费与高投资并存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表2-8）。

1998年以来的两次需求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均取得了预期的拉动经济复苏效果，但第二轮政策明显比第一轮更为综合、更为系统，说明我国在需求结构调整方面的经验日益丰富。但同样要看到，由于相比消费，投资见效更快，加之现有的中央地方税收体制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使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非常强烈，导致许多扩大消费的政策在实践中被弱化，需求结构调整的效果大打折扣，失衡状态严重的趋势并未得到有较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