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粮食危机之解决

自明代开始，澳门城市的民生就主要依赖中国大陆，直至民国时期，情形依旧。民国时期澳门周边的战事对澳门民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战争初期，这种影响尚不明显，因为澳门与中山毗邻，内地粮价低廉，不少农民在收获之后，总会把余粮偷偷运至澳门出售，数量可观，故而，尽管日本南侵初期澳门人口大增，但是，澳门的粮食供应还是比较充裕的。

1940年3月5日，日军在中山唐家湾登陆，所有石岐、莲塘、隆都各乡男女纷纷赴澳避难，为数2万余人，澳门人口陡增至30万，澳督、镜湖医院、商会、同乡会等各方设法收容难民，但是，粮价日趋高涨，且因海道交通断绝，虽有钱财亦难购买，⁽⁹⁷⁾饥荒由此爆发。直至12月16日，才有澳葡政府对处理粮食危机的办法的报道出现。据《华侨报》消息，澳葡政府为解决市民食米问题，在澳门设立了7处公米站出售公价米，它们分别位于赛狗场、白鸽巢花园内官印局、米街福莱米店、海傍协成昌米店、新桥街米市对面振兴米店、望厦观音堂侧庆礼园、白鸽巢花园内。⁽⁹⁸⁾自此至抗战结束，粮食危机成为澳门的一种常态。

1941年11月，澳葡政府于统制物品输进委员会下设立货仓，以便管理市场上发售之米价，同时受管辖的还有几种粮食、燃料等。⁽⁹⁹⁾12月3日，澳督戴思乐偕夫人、秘书高士德（António Marques da Costa）由澳门抵达香港，访问新任第21任港督杨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¹⁰⁰⁾此次澳督访港的目的之一就是同香港米商洽谈谷米购买问题。当时全澳谷米储存量不足5000包，可见当时澳门的粮食危机。澳督这次访港分别从香港订购2万包，从越南西贡订购2.6万包并从泰国曼谷订购2万包白米，并要求这些米谷要在12月底前运至澳门。⁽¹⁰¹⁾但是，就在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遭到日军攻击，英日两军经过18天的激战，香港最终于12月25日陷落。香港陷落后，日军开始封锁海上交通线，上述购米和约可能因战争而中断，洋米无从运入，从中山、新会等处运米又为日军和汉奸操纵，致使澳门出现抗战时期的第一次粮食危机。

为了缓解这次危机，澳葡当局于12月13日在《澳葡政府宪报》公布领取、购买粮食凭券区域划分办法。同时刊登定量购买粮油副食品的公告。其中，每日成年人只可购米1斤，小童半斤；食油，每星期成年人可购5两，小童5两；面包，每日成年人1个，小童1个；面粉，每星期成年人3两，小童2两；牛肉，每日成人2两，小童1两；煤炭，每人每星期8斤；火水，每星期2斤。⁽¹⁰²⁾12月19日，澳葡当局再次颁布有关持券购买粮食方法之公告：

一、澳门市分开街道或合数街为一坊。

二、每屋业主或其代表人于本布告公布后即将每屋住客若干开列清单。

三、该清单必须列明每屋所住几家人、家长姓名、已成年人数若干（家长在内）至十四岁以下之小童若干及住址等项。

四、该清单如系葡国人业主，必须用葡文缮写。倘中国人业主，可用华文缮写。但为居民便利起见，请用葡文缮写。

五、凡船户无论曾否在港务局注册，按照本示之规定，作为屋宇其船主人应负与市内屋宇业主之同样责任。

六、该清单应即整备，以便于本月二十三日在指定之地点呈交。至业主或其代表人当即领收购买粮食凭券交住客。

七、凡船只之东主应将该清单于本月二十三日呈交港务局，以便领收新凭券。

八、凡业主应负责本人或其代表人所填报各件，倘查出有假冒不实之处，即依法处罚。⁽¹⁰³⁾

1942年2月22日，澳葡政府再次颁布有关换领、购买粮食券之布告：兹定于本月24、25、26、27、28日，由上午9时半起，以后在下列各所开始领换3月份购买粮食凭券。此凭券无论由业主或住客，均可领取。⁽¹⁰⁴⁾尽管澳葡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以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但是仍有大批难民因物价飞涨，无力维持生活而暴毙街头。粮食奇缺，肉类更少，价格奇昂，时人称1942年春天为“黑色的春天”。⁽¹⁰⁵⁾

为了缓解粮食缺乏带来的巨大压力，一方面，由社团澳侨赈饥会于3月22日在东亚酒店8楼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澳侨协助难民回乡委员会”，由赈饥会主席刘柏盈出任会长，同时推举高可宁、刘叙堂、崔诺枝、梁彦明等21人为常务委员，并延聘澳督戴思乐、经济局长罗保为名誉正、副会长。澳葡政府遂决定协助回乡会护送5万人归乡，所需经费约高达500余万元，由政府负担一半经费，并由高可宁、傅伟生两人共同负担1/10，其余皆由澳门侨胞负责。据统计，至5月9日，回乡会共资送1159名难民分6批回乡。⁽¹⁰⁶⁾另一方面，政府也积极行动，先后在澳门半岛及氹仔新开设10余处公米站。先是1942年4月25日，澳葡政府在海镜戏院与河边新街275号开设2家公米站，⁽¹⁰⁷⁾后又于4月28日，在氹仔木铎街轩记杂货店、同和街茂泰什货店、同和街达昌杂货店、同和街永和香什货店、宦边街公兴隆什货店及施督宪街什货店开设6家公米站。⁽¹⁰⁸⁾在施行粮食管制的同时，澳葡政府还积极寻求粮源，先后于当年5月15日与8月21日两次从泰国购回白米3万余包。⁽¹⁰⁹⁾

1942年9月，澳门战时物资流通遭遇日本的严厉管制和封锁，自波集团司令部发行的本月的《经济封锁月报》中可以看到澳门—广东、澳门—中山、澳门—香港、澳门—广州湾的物资流通状况：

（1）澳门与广东之间的交易由特定的商人利用内河运营公司的定期航线进行。由澳门输出草苇、豆类和药品等，而由广东方面则输入中药材、干菜干鱼类和蔬菜类的东西。

（2）澳门与中山之间的交易通过拱北海关进行。由澳门商人输出海产品、面类等，而由中山县输入鸡鸭类、蔬菜和鲜鱼等。两地之间的走私活动相当频繁，从澳门运出药品等，而从中山运入米粮、蔬菜和薪炭等。

（3）澳门与香港之间的公认贸易规模极为细小，但由散布在澳门香港之间的小岛以接力形式有大量的小船在进行走私活动。由澳门运出蔬菜、水果和海产品等，而由香港运入药品、海绵和油类等。

（4）澳门与广州湾之间由新兴洋行和内河运营所属的船只运营，由澳门输出药品、布匹绸缎和砂糖等，而由广州湾则输入砂糖、猪和豆类等物品。⁽¹¹⁰⁾

鉴于珠江三角洲水陆两路均被日军封锁，为应对战争和难民潮所带来的物资短缺的现实，澳督戴思乐宣布将大米、燃油和生活必需品，由原来的自由市场经营方式转为配给制，新设立进口规划委员会统一处理所有受管制的物品，包括对入货和分配进行监督。⁽¹¹¹⁾

以上措施，暂时解决了第一次粮食危机。澳葡政府所采取的拯救措施也使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据《华侨报》报道：从1940年12月澳葡政府设立公米站出售公米至今，仅食米公卖一项，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政府就亏损500万元，当时所售出的公米，每担亏蚀15元。而政府一年的税收仅681万元，支出亦仅520万元。⁽¹¹²⁾

由于难民的大量增加，加之日军封锁海、陆贸易通道，澳门粮食供应在7月份出现抗战以来第二次危机，为了限制商人将公米囤积，澳门市行政局兼警察局于7月27日颁布有关限量购买粮食之公告：

一、自即日起，所有商店及杂货店零沽白米或谷米，严禁售出与每一购买者超过二十斤以上；

二、若购买者已经领取特别许可证，谷米白米仓东主及司理可任其自由购买，但该特别许可证必须有购买者之姓名及其存储谷米白米之地点；

三、私人照其家口计每人存米最高限度为100斤，但必须呈报并将粮食证缴销；

四、酒店、旅店、中西菜馆、茶楼、饭店等必须将今日所存之谷米额数由本日起限三日内呈报；

五、白米谷米仓、什货店及零沽店由本布告公布之日起限三日内将今日所存之谷米白米数量呈报；

六、本布告所述呈报及领取特别许可证及缴销粮食证等每日由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四时至六时在警察局三楼督案处办理，再布告凡商店什货店必须将各项粮食价目用中西文字列明，以西洋纸为本位之价格，长粘在店内显眼之处，包括白米、谷米、生油、糖、猪油、豆类、面粉、片糖、盐及猪肉等。⁽¹¹³⁾

澳门市政局于8月3日进一步发出公告，规定由即日起，运米谷入口，得预先领取许可证，无证私运者全数没收并罚款至8000元，⁽¹¹⁴⁾试图以此种措施杜绝商人囤积居奇之行为。8月9日，澳督戴思乐邀请全澳名流绅商，商讨解决澳门粮食供应问题，并即席组成澳门居民粮食互助委员会。由寓居澳门的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担任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刘叙堂担任副主席，戴思乐担任名誉主席，经济局局长罗保担任名誉顾问，常务委员有林子丰、高可宁、高福耀及钟子光等。粮助会以官民合作的方式运作，其资金采取借款方式，由政府担任，准备集资300万元，政府垫支50万元，其余250万元由各绅商分认，以所集资金向内地购买谷米，支付欠费后以最低价交由米店零售。该会在数日内即购回谷米数千担，有效舒缓了食米的压力。⁽¹¹⁵⁾8月19日，此前澳门市行政局有关凭证购买粮食及限量购买粮食等项规定取消，⁽¹¹⁶⁾澳门第二次粮食危机得以缓解。

由于日军封锁等原因，澳门粮食危机并未彻底解决。所以澳督府秘书长高士德于1944年7月、9月两次前往广州商谈谷米供应问题。先是7月28日广州方面应允每月供应15000担大米，供应3个月。⁽¹¹⁷⁾后其又于9月上旬再访广州，同广东政府达成一致意见，由广东每月供澳2万担大米，以半年为期，共进口15万担大米到澳门，以渡过澳门的粮荒。⁽¹¹⁸⁾但至1945年，事情再次发生转折。

2月2日，日本驻澳门领事馆首任领事福井保光、书记官朝比奈泰晖于松山做完早操返回领事馆途中在连胜马路遭到两名华人刺杀，福井身中两枪，重伤，朝比奈中一枪。两人随之被急送政府医院，但因伤势严重，福井于次日死亡。事发后，澳葡政府密切配合，全力侦察，但始终没能掌握案件的具体隐情与重大线索。葡萄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恩里克·瓜雷斯马（Henrique da Guerra Quaresma）也为此亲自前往日本驻里斯本公使馆致歉。福井死后，日本外务省立即派出广东“大使馆”事务所领事岩井英一（いちいえいいち）赴澳门出任领事一职，并准许了岩井提出的以孙嘉华为首10位广州青年组成卫队同赴澳门的请求。岩井2月抵澳，5月离任时，卫队增至50人。岩井来澳后，重点处理福井被刺案，并经请示外务省同意后，提出四点解决方案：（1）逮捕犯人；（2）总督有责任维持治安；（3）对死伤者予以赔偿；（4）对日本人的安全今后予以保障。同时，岩井支持南京日本军司令部以保护侨民为名占领澳门的建议，不过最终因缺乏具体实施的步骤不了了之。但是，日军还是从广东对澳门实行了惩罚性的封锁，造成澳门又一次粮食短缺，后在日本驻葡萄牙公使森岛守人（もりまもりと）的建议下才予以取消。⁽¹¹⁹⁾

5月23日，澳门出现抗战以来第三次粮食危机，因日军封锁澳门，再次出现食米短缺，导致米价暴涨，每担米涨至280元。热心人士甘志远、黄森、黄球、黄祥等人组成“平抑米价委员会”。黄球为伪中山县护沙大队长，后被黄公杰暗杀；黄祥为伪中山县联防队大队长。在有关平抑米价的会议上，该委员会当着经济局局长罗保、贸易局司理梁基浩的面，指责政府将食米定价过高。由于该会对澳门米价的干预，导致24日澳门米价急跌，每担米价一日间竟跌至60—70元。⁽¹²⁰⁾对于此次粮食危机的原因，亦有学者认为，1945年5月澳门的粮食危机，一方面米价上升到市民无力购买的地步，另一方面是米商大量囤积不售，加上日军封锁澳门谣言，情况已到人人自危境地，米价上涨到每担280元，政府曾委托9家米店出售公米，以每元10两出售，则有人以每元9两收购而以每元7两出售，令粮价高涨，政府一直拿不出有效措施打击。至5月底，由当时经济局长罗保等人出面召集米商，要求平抑米价，指令平抑米价委员会强力对付奸商，并由政府强制清点存米，调查发现全澳米商有存米达57000斤，存谷更达694000余斤，在舆论指责下，米价开始下跌，并一日三跌。⁽¹²¹⁾可见，米粮价格实是人为操纵。所以，澳葡政府于5月24日又颁布关于商户存储谷米的暂行规定：

一、非有统制委员会之许可证，不得将谷米在本澳内迁移，如违犯本规定者，将谷米没收充公；

二、未得统制委员会许可，米机不可碾磨谷米；

三、各米机须设簿册，用以记载每日之碾磨工作情况；

四、所有存谷米行店及居户，如存谷米数逾五担者，限由本布告日起三日内据实报告统制委员会；

五、报单须具正副两张，由统制委员会编列号码及签署盖章，将副单交回报者，以证明已遵照布告办理；

六、倘存谷米而不具报或具报之数额不实，按照犯有囤积垄断之条例予以处罚，即将谷米没收及罚款，罚金最高不超过8000元；

七、谷米所呈报实数可以用证据证明，且统制委员会可以赴其存仓或存户搜查是否属实。⁽¹²²⁾

7月2日—16日，为解决澳门粮食供应问题，澳葡政府特遣军需处处长贾拉度（Gallardo）赴广州谈判。澳门地区粮食主要靠外地供应，每月谷米由中山县方面输入者为最多。自上年开始，澳葡政府为解决本地粮食问题，派出秘书长高士德去广州与广东省政府订立米约，每月粤方输进谷米2万担，以半年为期，期满续订，至此条约到期，澳葡政府亟待派员续约。因高士德公务倥偬，改由军需处处长贾拉度前去。经过数天周旋谈判，最终粤澳双方同意续约，且每月粤方输进谷米数量增加一倍，高达4万担。⁽¹²³⁾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日本对华南海域的封锁被解除，也就在这一天，大量谷米运到澳门，致使米价狂跌，每担最低之盘为109元。⁽¹²⁴⁾

据统计，在这场由日军侵华而造成的澳门大饥荒中，有超过5万人因饥饿而死。直至日本投降，这场浩劫才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