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补白

拙作《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创作于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首次发行二十三万册。这在当年也是不少的订数。其后不久被香港天地出版公司发行。“天地”是香港一家极有声誉的出版公司，出版过国内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主编陈松龄先生是港台出版协会会长。《自白》受到他的好评，至今已再版三次。由此书为媒，陈先生对我的创作质量亦十分信赖，前不久“天地”又出了我的长篇新作《浮城》。一九八九年《自白》经日本社会学者朱建荣先生和女译者山崎女士译为日文，日本情报出版社出版，首发一万册。这个数字，在被译为日文的中国作家的小说中，是相当令人欣慰的。起码是相当令情报出版社及译者和我自己感到欣慰的。现在，《自白》已经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译毕为英文，正在联系出版过程中。

至一九九三年三月，《自白》已出版整整五个年头了。按照新规定的版权法，它的版权将不再属于四川文艺出版社，而回归我自己重新拥有了。于是有各家出版社登门联系，都很希望获得第二次出版权。女许何氏，我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时逢《北岳风》的编辑们前来北京组稿，面议重新在《北岳风》发表，意愿虔诚，言词恳切，使我欣然同意。

除了我的具有代表性的北大荒知青小说中的某几篇和某几部，《自白》是使我拥有最多读者的一部书。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社会各层人士，凡读过它的，都对它有公允的评价，大抵认为是一部值得存留的书。著名老画家叶浅予先生，曾托人向我求赠之，并回赠我一册他的签了名的画册。我对我的《自白》有特殊的感情。它是我最具个性的孩子。我也愿《北岳风》的读者们对它产生特殊的阅读兴趣。

《自白》全书二十八万余字。出书前，仅六万余字在刊物发表过。当时正搞“反自由化”，似乎有一条不成文法，说是凡涉及“文革”的小说（包括报告文学、回忆录、电影电视等等），一律不得发表和出版。我没亲见过这样的文字规定，也许是所谓“口头文件”吧。但我的《自白》余下的二十多万字的手稿，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压在抽屉里难见天日，是千真万确的。“反自由化”的风云稍过，《文学大观》的编辑将余下的二十多万字索去了，可是也没见发表出来，最后致信向我道歉，说是连书稿也丢了。可是从此我却见到处有报刊连载那一部分内容。个中真相，我也就不得而知了。幸而我还留有底稿，否则岂非连出书亦难，数月伏案之劳都要付诸东流了么？出书后，据它的责任编辑、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唐宋元同志讲，杨尚昆同志办公室曾调阅十册。起初我和出版社都担着一份心，自忖会有什么罪名降下来。其实是胡思乱想。终于盼到了的回音是——书还不错，值得出版。

值此重新发表之机，我虔诚地向《自白》的责编唐宋元同志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表达我由衷的谢意。若无他们担着风险出了这一部书，也就绝无后来的港版本、日译本和将要出版的英译本。它虽发行二十三万册之多，可目前我手中仅存一本了，还是签了名送给友人，又索要回来的。我对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有很大的偏爱，仅存一本是心里很不踏实的事，万一丢失了，也就连一本也没有了。若我的哪一位读者手中仍有，并肯舍爱的话，请寄《北岳风》杂志，或直接寄我——北京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邮编100088。我将按书价寄回钱去，并分外感激……

一九八六年，正是我埋头创作《雪城》的时间，为什么又转笔写出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呢？这是许多读者曾向我提出过的疑问。

说来因由简单——当年我曾在北京的几乎每一所高校作过文学“报告”——姑且斗胆用“报告”这个官词，其实就是和大学生们进行对话。既曰对话，内容当然很难仅仅由我自己严格限定于文学内容的范围。而谈新时期文学，内容也不免会涉及“文革”背景。于是我发现原来他们竟对“文革”所知甚少，少到令我愕然的程度。这也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的年龄大多在二十五岁以下。“文革”开始那一年他们刚几岁，年龄最小的才二十岁左右，“文革”那一年出生。待他们或她们读到中学，稍谙世事，“文革”便已结束。他们对“文革”怀有许多困惑。似乎每人至少可提出十个为什么，似乎“文革”只不过是切身经历过它的人们记忆中的一场噩梦。只不过是一场中国大小官员们的苦难史，和他们的子女们的落难史。似乎一切当年由它所煽动和造成的“红色恐怖”，皆是被其后的种种文字记载所夸大了的，所渲染了的。而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迄今为止，可以说还没有哪一部文学的或纪实的作品，能将那样“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宏观地全景式地予以反映。哪怕仅只是一种扫描式的反映。我的《自白》也是根本载负不了这一点的。甚至，在我动笔写时，根本不敢作如是之想。起码的自知之明我还是有些的……

我颇感欣慰的是，《自白》的与众不同之处有两点：一、它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是“红五类”，是“红卫兵”，是被荒谬的时代赋予“造反有理”特权的中学生，而且又是一个理想主义情结紧扣的青少年，和一个受人道主义和人性主义浓重熏染的青少年。这一种矛盾，造成“我”自己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昭昭的内心分裂现象。这一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二、一般来说，更多的人，更多的文学，将十年“文革”，作过种种政治的分析。某些见解毫无疑问比我的《自白》要深刻得多，其政治资料的价值，也毫无疑问要大得多。但是，从社会心理学，尤其从此一角度去分析曾是“红卫兵”的一代共和国的长子长女，进而从社会心理基础去阐述“文革”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我希望，也认为，我的《自白》弥补了这一点……

今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前后，郑重而严肃地指出，中国的思想任务，既是要防止“右”，但主要又是反对和抵制“左”。“左”的危害，及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实在是太漫长也太巨大了！而“文革”十年，它发展到横行无忌、祸国殃民的地步。

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国家的名义，以民族的名义，我们世世代代，都要警惕啊！丧失了这一种警惕，历史未必不会重演。现实难道不是一再如此告诫我们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