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评述

早期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探索，主要聚焦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涉及对母国产业升级影响的分析不多。可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是较新的研究命题。当下学术界对该命题的研究主要持两种观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存在积极效应，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取的国际化资源、资本、技术以及市场等优势，推动母国产业升级；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具有消极影响，这种判断主要源自对外直接投资所造成的母国“产业空心化”问题。结合本研究选题，本书将重点阐述第一种观点，从而为本研究提供切入点。

2.1.1　OFDI与母国产业升级

从研究范畴来看，OFDI与产业升级问题属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命题，且对这一效应的分析和研究多散见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因此，可以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脉络对该效应进行归纳和梳理。按照投资主体可划分为两阶段：一是早期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活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输出，典型理论，如维农（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¹⁾、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²⁾；二是近年来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经济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跨境投资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典型理论，如威尔斯（1977）的小规模技术理论⁽³⁾、坎特威尔等（1990）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⁴⁾。之后，逐步发展形成的直接投资理论更是对传统理论给予了补充和完善。可以说，产业升级问题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之间有密切关联，这些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描述了两者的关系。

沿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脉络，本书将从直接投资理论、产业转移理论以及管理学理论三大视角，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1）直接投资理论视野的关注

从跨国投资的视角来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间的关系，其理论基础主要为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的折中理论。虽然，这些理论并没有直接对其关系给予明确阐释，但从中仍能清晰地观测出OFDI在促进母国产业升级层面上的积极效应。

邓宁（1958）曾在《美国在英国制造业中投资》中指出，美国1870—1940年对英国进行直接投资后，对推进美国工业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⁵⁾。受这一观点启发，海默（1960）提出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市场不完全理论，以解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海默观察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规避风险并获取最大化收益；二是利用自身垄断优势与对手竞争以获取最大化市场份额。这种垄断优势或来自规模经济、技术优势、市场占比、经营能力以及资本获得等⁽⁶⁾。进一步地，该理论得到金德尔伯格（1969）⁽⁷⁾以及凯夫斯（1971）⁽⁸⁾的认同。金德尔伯格认为，为了赢得竞争跨国公司必须对其垄断优势进行资本化，这些优势来自要素市场不完美（管理、技术等）、产品市场不完美（产品异质、营销技能）、规模经济以及政府干预等。凯夫斯则指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垂直化将公司的独特优势内部化，以节省交易成本并最大化公司的特定优势。从中能够看出，企业国际化的关键在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完美以及跨国企业利用市场不完美的能力。跨国公司利用垄断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除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润外，还在于借助国际化的优势资源夯实这种垄断优势，以提升母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无疑会促进母国产业发展。

巴克利和卡森（1976）用内部化理论解释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尽管该理论的前提假设还是市场不完美，但其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再集中于产品特性、市场阻碍以及规模经济等方面，而是从市场不完美或垄断会诱发企业交易成本上升⁽⁹⁾方面来进行。内部化理论认为战后企业的跨国直接投资取决于企业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的对比，市场不完美导致企业交易成本增加，推动企业利用内部化市场替代外部市场，以节约交易成本。内部化理论强调，跨国直接投资不是简单地资本转移，而是建立在所有权优势上的企业经营管理与控制权的扩张，借助企业管理机制，低成本地协调企业生产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以克服外部市场的不完全获取内部化收益。跨国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内部化优势实现交易成本节约，这对企业及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都将产生正向效应，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邓宁（1977，1980，1988）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折中理论，即OIL模式⁽¹⁰⁾。根据该理论，当跨国公司拥有以下三种优势时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是所有权优势，即企业内部化的资产。这些特定优势可能源于企业的自身创造。例如，技术优势、专有知识、组织管理以及人力资本等，也可以从外部购得，但要获得使用权。这些所有权资产可能是知识产权、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具有知识和技术特性的；二是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要植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内部化，而非通过转让、出售或许可等形式为其他公司所使用。企业进行内部化的目的旨在降低市场风险及不确定性，以节约交易成本并提高企业效率和获得规模经济；三是区位优势，这些特定的区位优势要能保证比国内市场及其他境外市场获得更高的利润，且这些区位专有要素是不可流转的，并无歧视地对所有国家的企业开放。这些区位优势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成本、税收优惠、市场规模、政府政策、生产专业化及集中度等便利条件。邓宁认为，这些特定优势决定了企业应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而非其他的国际经营活动。该理论不仅详细解释了资源导向型OFDI、市场导向型OFDI和效率导向型OFDI，而且对战略资产导向型OFDI给出了有效和合理化的解读，而这些投资无不与母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进一步地，邓宁等（2008）在一个综合框架内，总结了四种不同动机下投资类型所对应的三大优势，以及相适应的战略目标和适宜的行业（见表2-1）。折中理论以国家经济利益为出发点，为企业借助何种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指明方向，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发展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投资理论的实证研究也很丰富，如Kumar（1998）借助案例分析发现，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从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先进的技术、更强大的营销网络及更好地创建品牌等优势⁽¹¹⁾；Branstetter（2000）认为，日本向美国进行直接投资获得了知识溢出的好处⁽¹²⁾；Lipsey（2002）强调，跨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一部分生产要素资源将流向新兴产业，这将促进本国的生产由资源产品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从而带动母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¹³⁾；Love（2003）指出，企业借助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获得了廉价资源、先进技术及规模经济等有利条件⁽¹⁴⁾。国内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论点，如陈继勇在分析美国企业的跨国投资时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主线是制造业对传统产业的扬弃，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IT产业和以知识创造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在政府的鼓励下，跨国企业以OFDI的形式将传统产业输出海外，促进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刘辉煌（1997）在考察日本产业演变的过程中发现，战后的日本产业发展经历了从一产向二产和三产的转变。从产业内部的演进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存在紧密关联，OFDI在产业调整上的投向大致遵循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技术密集型生产以及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规律。由此可见，借助OFDI日本将处于或即将处于衰退的产业输出，进而为潜在竞争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¹⁵⁾。之后，李国平的研究也印证了该结论；肖卫国（2002）在研究德国企业的OFDI时观测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相对落后，为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德国政府鼓励跨国企业通过OFDI获取国际化技术等优势，实现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以寻回失去的市场，这为德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¹⁶⁾。

（2）产业转移理论视角的认识

从产业转移理论视角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对美、日等发达国家案例的研究和考察上，代表性理论有阿·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赤松要的雁行理论以及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

刘易斯（Lewis，1978）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后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¹⁷⁾。该理论指出，战后因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降低导致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致使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这致使它们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海外，但结果却加速了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后发国家，这不但推动了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输出国的产业升级亦发挥了积极作用⁽¹⁸⁾。

小岛清（1978）在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后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此理论以H-O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照从本国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逐次展开，这不仅能够带动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且对东道国以及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都大有裨益。后来，这一研究结论得到较好的验证，如Hiley（1999）观测到，日本将处于衰退的纺织业向境外输出后对国内新兴产业的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¹⁹⁾。邓宁（1981）也发现，英国借助对外直接投资向海外输出夕阳产业后，不仅没有阻碍产品出口，而且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积极作用。国内部分研究，如张雪宁等（1996）分析指出，单纯依靠吸引外资仅能引进投资国的成熟或标准化技术以及劣势产业，难以获取新的、先进的技术。因此，应该“走出去”到发达国家高技术行业投资以获得先进技术、管理及销售技能。同时，对相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或技术领域，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将我国部分处在衰退期，但在东道国还存在优势或潜力的技术进行输出⁽²⁰⁾；范飞龙（2002）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照产业区位优势原则，即较东道国同水平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这样才能发挥OFDI推动产业升级的功能⁽²¹⁾。此外，王根军（2004）⁽²²⁾、冯志坚（2008）⁽²³⁾等基于小岛清的思想指出，借助OFDI实施比较劣势产业转移不仅能够为国内新产业的促成释放稀缺资源和空间，而且技术寻求性OFDI、资本寻求性OFDI等更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与优质资本，进而促进母国产业升级。

赤松要（1986）在对东亚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关联探索后提出了雁行理论，用于解释产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转移问题，并指出产业转移大致遵循从消费资料到资本资料、轻工业到重工业以及原材料生产到加工组装的演变规律⁽²⁴⁾。东亚各国借助承接产业→消化吸收→创新后再转移的模式能够推进国内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在此基础上，小岛清给出了产业转移应遵从的标准，即边际产业转移准则或小岛清模式（从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的边际产业逐次展开）。之后，小岛清按照该标准对日本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间的关联进行了对比检验，结果发现：日本参照该原则将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后，不仅对本国产业升级产生了积极作用，对东道国产业优势的提升也存在正向效应；但美国将比较优势产业输出国外后，却没有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向国外输出比较劣势产业或夕阳产业，为国内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基础性要素资源，进而促进产业调整和升级。之后，Hiley在分析日本对东盟等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及产业转移能否对应雁行模式后得出，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已成功将比较劣势产业（如纺织业）输出境外，由此所释放出的要素资源对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正向效应。同时，他还指出利用雁行理论指导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其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类似地，Dowling（2000）以亚洲国家22个行业的数据为基础，考察其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支撑雁行理论。分析结果显示，在具备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后起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方能对母国产业升级发挥积极影响，典型的案例是新加坡和韩国通过OFDI推动工业化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²⁵⁾。

延续小岛清的思路，小泽辉智（1992）在考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直接投资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他认为按照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说，将比较劣势产业输出后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或存在风险。这一认识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若企业将比较劣势产业输出能从东道国获取更高的收益，会形成“羊群效应”促使更多的企业进行跨境投资；二是直接投资为“一揽子”要素输出，包含同质要素（如劳动力）和异质要素（如独特资源），而异质性要素的输出会阻碍本国新产业的形成⁽²⁶⁾。因此，小泽辉智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应以提升本国存在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导向，使对外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相匹配。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其生产专注于劳动或技术标准化行业，产业结构异于发达国家。该理论实际上是在强调，后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很难达到利用投资驱动母国产业升级的目的，这无疑对边际产业转移论提供了有益补充。

（3）管理学理论视野的判断

从管理学视角分析OFDI的产业升级问题，主要是从企业的特有资源、产业链等处着手，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自身的影响，进而对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维农（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观测到在产品全部生命周期中，生产所需要素会出现变动，故而在新产品生产中能够观测到一个周期，即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及产品标准化阶段构成的产品生命周期。出现这种周期的原因在于各国技术进步的差距。事实上，这一思想源于波斯纳的技术差距理论。维农以此理论来分析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他认为，发达国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将部分比较劣势产业转移至国外，与本国企业所生产产品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弗农指出伴随技术等外在条件以及产品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老产品或产业将在本国市场失去竞争优势，但相对其他国家可能具有比较优势。企业通过跨境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将这些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至国外，以延长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而占据海外市场。该理论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生命周期运动的外在体现。

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用图2-1描述。在t₀时刻，新产品由创新国家研制而成。由于该阶段的产品技术尚需创新提升，生产基地分布在国内，且生产规模较小，消费也集中在国内，但到了t₁时刻，开始出现小额国外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进口国家通过学习和模仿能够在本国自行生产，并替代部分进口，产品进入成熟阶段（t₂t₄），此时创新国的生产成本开始增加，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也在增加，先发企业为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及巩固并扩大市场份额，开始借助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将生产转移至境外，以阻止竞争者进入。进入t₄阶段后生产技术趋于成熟，产品达到标准化阶段，由技术密集型转化为资本密集型，到达t₅时刻，产品开始变成非熟练劳动生产。产品和技术的标准化让先发企业失去比较优势，节约成本为企业之关键，此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劳动密集型国家，并从国外进口该产品，而该企业将再次步入新的研发和生产中。

生命周期理论强调，生产技术和要素等条件的变化导致企业的产品逐步丧失垄断优势，为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企业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将成熟产业输出到廉价资源的国家或地区，而企业将从事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等活动，这一进程推动了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发展。很多实证分析论证了该观点。例如，Blomström等（2000）在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出口间关系时指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成功地锁定了产品海外市场份额，为母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²⁷⁾。张宏（2003）借鉴弗农的思想提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与产品的生命周期相适应借以发挥比较优势，并给出国内企业进行跨境直接投资行业的选择准则：劳动密集型及技术标准化行业为主导产业，服务业为策略产业，研发型技术产业为战略产业，资源开采型产业为预防性产业⁽²⁸⁾。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1990）在解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起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现象提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论。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泉和基础，后发国家的企业通过不断的技术积累能够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技术是决定后发国家进行境外投资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企业跨境投资的进入方式和规模速度。后发国家企业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其区位投向及产业偏好等选择是动态的、变化的，但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在区位选择上一般从地理位置临近的周边国家或地区逐步向其他国家延伸；在产业偏好上，往往会从资源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及技术密集型行业拓展。可以说，该理论为后发国家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提供了新的参考准则，即便那些不具备显著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也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当然，这一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它强调发达国家能够依靠自身投入实现技术创新，而后发国家只能被动地进行学习和模仿以提升技术水平，这显然无视了其自主创新能力。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一理论还是很值得称道的。之后的很多实证研究更证实了该思想。例如，Advincula（2000）在考察韩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后认为，借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将在本国生产的低端链条转移至境外，这直接提升了企业生产的技术密集度，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部分研究还从技术溢出视角考察直接投资带动母国产业升级⁽²⁹⁾，如Griffth（2001）⁽³⁰⁾，Falzoni（2005）⁽³¹⁾等研究均指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母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这对推动母国产业升级大有裨益。

相对于发达国家较成熟的理论研究，国内的探索更多聚焦于对OFDI促进母国产业升级机理或路径的考察上。以下几方面的解读颇具代表性：一是OFDI通过调整供求推动母国产业升级，如江小涓等认为，OFDI在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下促进母国产业升级：（1）企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跨国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后，借助新生产线对企业进行改造；（2）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跨国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后，将母国企业转移至其所在行业的上下游部门；（3）产业间结构的转移，跨国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后，将母国企业转向新产业。很多实证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不仅使跨国企业的获利能力得以提升，其垄断优势也得以巩固，如中国香港企业通过OFDI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输出至内地或东南亚等地区后，其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和升级。原企业的生产逐渐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同样，韩国借助OFDI将电子产业输出境外后，其国内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和升级。从中可以看出，后发国家借助OFDI构建以母国为中心的生产体系，以产生对母国产业升级的牵引，进而从生产的供求层面推动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二是OFDI通过产业转移和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母国产业升级，如冯志坚等强调，OFDI通过提升母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母国产业调整和升级。此外，他还指出跨国企业借助OFDI提升母国产业竞争力具有两种形式：（1）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属于某些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直接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跨国企业通过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渠道将竞争力向母国其他企业和经济组织传播，使这些企业或组织的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跨国企业借助OFDI让竞争力得以巩固和提升，这对母国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部分研究还指出，发展中国家以OFDI方式将传统产业转移至海外，能够促进母国产业升级（王琦，2004⁽³²⁾；赵伟2010等⁽³³⁾）。三是OFDI借助要素资源优化推动母国产业升级。宋维佳（2008）分析认为，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际化资源，有利于母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³⁴⁾；卢平（2009）则指出，跨国企业利用OFDI获得经营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及溢出效应，将有助于跨国企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升级都会产生积极影响⁽³⁵⁾。杨大楷（2003）认为，伴随技术进步和竞争加剧，以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资产对企业发展显得越发重要，高新技术企业（如联想、海尔）通过对以技术或知识密集型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有效地利用了当地人力资本，也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这将促进母国技术进步，进而对母国产业升级产生正向作用⁽³⁶⁾。

2.1.2　OFDI与母国产业空心化

综上分析可知，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产业转移、自然资源获取、技术以及品牌获取等途径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但伴随投资而至的生产国际化转移，或会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³⁷⁾问题，给产业升级带来阻碍。关于产业空心化的含义，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广义的概念是指，伴随对外直接投资所逐步形成的服务产业经济化，也即伴随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将出现国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非加工化现象；狭义的概念是指，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母国的生产基地或子公司转移至海外，导致母国制造业产生萎缩与弱化的经济现象。

产业空心化始于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的观察。部分学者指出，美国产业空心化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1958年，欧洲共同体（EEC）组建后，采取了对外统一的关税政策。为绕开关税“壁垒”并拓展欧洲市场，美国依托电机、汽车等产品，对欧洲实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使美国对欧洲国家的电机和汽车等产品出口下降，而欧洲的这两大产业得以快速发展，并开始向美国出口甚至进行投资，对美国本土的电机及汽车等生产企业产生阻碍。鉴于此，不少美国学者断定，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学者关下稔认为“过去美国企业的境外扩张，为全球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产生了全球经济美国化，但却造成美国经济不振，陷入了空心化境地”⁽³⁸⁾。接踵而至，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近年来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伴随对外投资的增加，也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之所以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见图2-2），主要在于对外直接投资为“一揽子”生产要素输出，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也将转移至海外，由此扶植并壮大了竞争对手，但却削弱了本身的竞争力。投资国资金不断输出，对母国投资产生替代效应，由于竞争对手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将会出现境外生产取代母国生产的格局，致使母国技术外流、税源减少、生产能力降低以及失业率上升，进而导致母国产业衰退，即形成产业空心化。进一步地，产业空心化又会导致贸易逆差、经济效益下降、就业率下降以及产业竞争力降低等，给母国产业升级带来了阻碍，由于新产业尚未形成或产业发展不足以弥补产业衰退的影响，则母国经济将出现萎缩或衰退⁽³⁹⁾。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学术界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无外乎是与否。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母国产业空心化，如高野邦彦（1987）研究指出，伴随企业跨境投资和生产基地的海外转移，会导致该地区特定产业的衰退，若新产业不能有效地弥补衰退产业缺口就会带来地区经济发展的萎缩⁽⁴⁰⁾。对外直接投资还可能造成与母国相关产业投资的联动失调，进而引发产业衰败（Minoru，1990）⁽⁴¹⁾。同样地，Cowling & Tomlinson（2000）在研究日本1981—1995年的跨境投资发现，对外投资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年均22%的利润增长率，但也因产业空心化抑制了国内工业的发展，长此以往会导致相关产业的衰败⁽⁴²⁾。樊纲（2003），汪琦（2004）等的研究也支持OFDI会诱发产业衰败的论证。同时，一些研究还细化为具体变量的分析。例如，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Kojima，1978）⁽⁴³⁾、贸易赤字（Barrell、Pain，1997）⁽⁴⁴⁾、失业加剧（Blomstrm，1997）⁽⁴⁵⁾以及税收流失（汪琦，2004）等。当然，还有部分研究认为OFDI会对母国需求结构及要素分配等产生负向影响。

当然，部分学者对上述观点和看法持否定态度，如Hirono（1996）分析认为，产业空心化或能激发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促进产品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存在正向影响。Ramstetter（1999）指出，跨境投资活动首先会影响到母国的出口行业，其次导致出口行业的就业及生产等的相应调整。然而，他在利用日本对外投资数据分析后得出，OFDI并没有产生所谓的“产业空心化”现象⁽⁴⁶⁾。类似地，李东阳（2000）在考察美、日企业的跨境投资与母国出口行业的关系后，也得到了基本相似的结论⁽⁴⁷⁾。

此外，一些研究认为空心化与其内涵界定密切相关，如Lin（2004）对台湾企业转移至大陆是否会引起产业空心化进行研究后指出，若按照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来定义，无疑会造成空心化（制造业产值减少）⁽⁴⁸⁾。然而，伴随制造业的对外输出，却使出口产品的生产和结构转向高技术化，对制造业升级至关重要，不会形成产业空心化，该结论为Yang（2007）所肯定⁽⁴⁹⁾。由此可见，在对外投资能否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上，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

2.1.3　对现有文献的简要评述

从以上文献综述不难发现，目前探讨OFDI与母国产业升级关系的文献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其思想也多散见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业经济学以及管理学中，诸多考察也多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案例。因考察目的、分析方法、模型构建以及测度指标选取等差异，其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在该领域中还存在许多空白与肤浅之处，存在诸多有待深入挖掘的理论空间。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效应理论是针对特定经济水平国家对外投资活动规律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其结论均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对指导后发国家或地区进行跨国生产和经营具有有益借鉴作用。但因其存在片面性和不合理之处，故而不能成为指导我国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法则。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的实证检验并未形成一个被学者普遍接受的结论。例如，对外投资是否会造成母国产业空心化就存在很大的争议，且因考察的国别不同、区域差异以及时间段不同都会形成不同的结论。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大多数分析和考察还停留在投资动因、区位选择、行业流向以及政策制定等层面，鲜有文献深层次地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效应关系的研究，因此对该领域的探讨还亟待继续深化。

最后，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产业层面和宏观视角来解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现象，对企业视角的分析和研究还远远不够。由于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因此不考虑企业层面的结论是不完善的，对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缺乏说服力。鉴于此，本章尝试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究，通过挖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升级的机理，以提炼出各投资阶段影响产业升级的关键指标，丰富和完善该领域的研究内容。

在述评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了本研究的方向：

第一，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归纳和总结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升级理论，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内容。

第二，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骤变，利用对外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刺激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推进产业升级的力量大大减弱。既然先行国家的经验证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那么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这些年来是否有益于国内产业升级，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第三，目前国内的研究，定性分析的多，但定量研究的少。在指标选取上明显存在浅层化（如用三次产业产值、就业结构等单指标刻画），未触及产业升级的内核，无法揭示产业升级进程中的生产效率提高、技术进步等问题，且缺乏一般性的估计模型，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