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供给侧改革及其古典增长思维
过去我国一直强调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常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侧管理。但多年的实践证明,仅靠需求侧管理容易滋生种种弊端,如产能过剩、资源浪费、通货膨胀、不可持续等。而供给侧改革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强调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激活各种供给要素,有望为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和持续健康增长提供活力。因此,供给侧改革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加大改革力度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顾名思义,供给侧改革具有供给学派的一些思想。供给学派认为,产量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及有效利用。家庭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或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利益,人们根据市场信号选择某种经济行为以获取利益,市场会自发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人们随着市场刺激而动,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且回避消极性刺激。政府可以通过行使职能改变刺激,从而引导人们的行为。供给学派相信萨伊定律的正确性,而凯恩斯方法则是错误的,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是应当刺激供给。供给学派大致有下列几点主张:其一,供给创造需求。既然人们根据市场刺激供给要素就会获得相应报酬,自然会创造出购买力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且供给能力越强,需求越大。其二,坚持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供给学派主张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营活动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强调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配置资源。其三,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减税可以降低生产成本,鼓励企业家冒险和创业,从而刺激创业、生产和供给。其四,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会刺激创新活动,增加供给,过多的社会福利则会占用生产性资源,而且会刺激人们不努力进取,不利于增加供给。其五,主张控制货币,反对通货膨胀。货币价值保持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就会消失,进而人们乐意储蓄货币而不是囤积物资,乐意选择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投机性投资。
本书认为,我国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系列举措符合古典增长思维。其一,强调创新驱动,重视分工专业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要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以创业带动就业、创新促进发展。强调创新驱动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是强调分工演进和发展之意,旨在增进社会的创新创业文化和能力,在产业领域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消化库存,着力产业结构调整,向新兴产业领域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二,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培育分工专业化主体。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财政投入,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2.2万亿元,占GDP的比例达到4.28%。教育有利于培育人力资本,有利于培养创新主体,塑造充满活力的分工主体。其三,强调市场机制,主张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自由竞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搞活市场经济。其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强调在多领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外生交易费用,有利于促进创新试验和分工发展。其五,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政府权力。国家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规范政府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确定好政府的边界,使政府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为企业和家庭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创新、保护生产和交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推进简政放权、依法行政等。制度完善可以降低内生交易费用,有利于促进分工发展。其六,扩大市场范围。国家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批准上海、天津等地建设自由贸易区,加上如火如荼的高铁、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举措均有利于扩大市场范围,给分工发展营造更大的空间。其七,增大市场容量。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中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全面二胎”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贾康、周天勇等学者认为,人口政策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供给。政府强调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强社会保障、促进创业就业,这会提高人口的有效购买力,从而扩大市场容量,有助于促进分工发展。其八,推进简政放权、减税减负。降低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等企业运行成本,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例如,广东省推出七大措施为企业减负,到2016年年底,拟为广东省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人工成本、企业税负成本、社会保险费、企业财务成本、电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和企业物流成本。给企业或个人减负有利于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们讲到经济增长必讲“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模式。凯恩斯主义对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是有效的,需求不足或需求过旺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宏观调控需求,能使经济回到正常路径。但凯恩斯主义对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无效。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可以靠消费实现长期增长,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可以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实现长期增长,因为投资会受限于边际报酬递减,“打鸡血”式的无效投资只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净出口可以带来长期经济增长,但若出口的是资源、能源等供给要素,就是“吃上天饭”“吃祖宗饭”“夺子孙碗”;若出口的是廉价劳动力或伤亡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那是血汗式增长。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带来市场竞争力,使中国产品出口到全球,这样的增长才是理想的增长。我们不可能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那样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开动印钞机就行了),也不可能通过政府的财政投资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那样我们就不需要市场、企业,只要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政府就可以了)。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增长,必须告别需求侧管理,回到供给侧管理。而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回到亚当·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论,告别凯恩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