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出土这百年

斯坦因就这样揭开了汉简发掘研究的序幕。

此后，汉简出土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出土简牍的纪录不断被刷新，令人目不暇接。

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汉代居延地区考察，瑞典人贝格曼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居延汉代烽燧线上进行了考古发掘。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窄条的胡杨木简。贝格曼激动地说：“在我捡起这块用墨写着依稀可辨的汉字的木简之前，不停地对发掘工王说，注意察看木简上的每一个符号。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

贝格曼的发现数量惊人，仅一个甲渠塞就出土了5000余枚汉简，而他们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的总数达11000多枚，史称“居延汉简”。这批汉简的发现举世震惊，消息传到日本后，反应最迅速、最强烈的是书法家——松田南溟、后藤超太郎、高田桂下和西川宁等人一齐向《书道》杂志投稿，介绍和论述这些汉代书法资料，他们的兴趣除了书法史研究（例如对古隶的理解和对草书字体的理解）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看到了汉晋时代人的真迹，认为从中可以得到创作上的借鉴。

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阎文儒教授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附近再次发现了汉简，其中一枚汉简写有“酒泉玉门都尉”，两位专家据此推断小方盘城即闻名遐迩的汉代玉门关。此后，人们将疏勒河下游汉长城沿线的汉代简牍通称为“敦煌汉简”。

1957年至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相继出土汉简隶书精品《王杖诏令册》和《仪礼简》。《王杖诏令册》也称《王杖十简》，是西汉时期朝廷颁发给高寿老人的鸠杖以及使用鸠杖人的待遇的诏书。既然是诏书，自然要请第一流的书法家执笔，所以，这篇简册的书法极为工整。武威《仪礼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一部包含9篇《仪礼》的手写本经书，它不是散乱的简牍，而是极为罕见的完整书册。字体已摆脱了篆书框架，笔势流畅，工整秀丽，是成熟汉隶的典范作品，被当今书法家奉为珍宝。

1973年至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县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汉简20000余枚，又称“居延新简”。

1979年，敦煌文物工作者在敦煌玉门关西的马圈湾发现了斯坦因当年遗漏的一座烽燧，又出土了1217枚汉简。

1987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处的三危山麓下，发现了汉代敦煌郡效谷县的悬泉置遗址。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汉代简牍23000枚，这是历年汉简发掘中数量最大的一次。

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维修玉门关遗址时又出土汉简250多枚。

敦煌汉简的发掘似乎永远不可能穷尽。

最近的一次重要发掘是在2009年3月，敦煌市博物馆在马圈湾以南的湾窑墩烽燧，发掘出一枚迄今为止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封检。敦煌市博物馆馆长付立诚说：“过去从来没有发现体积这么大的封检，这在国内是首次发现；而且有明确的纪年年号：元康三年。元康三年就是公元293年，说明这个烽燧从西汉开始一直到西晋，大概400多年间一直沿用。”

这支封检上的书法墨迹如新，字体已经接近楷书了。

掩埋在漫漫沙海中的木简，历经两千年而不朽，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敦煌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9毫米，而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干旱少雨的敦煌大地，无意中成全了数以万计的汉代书法原作。

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5/6。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的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敦煌就占据了半壁江山。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对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推崇备至。他说，中国文化应该是从西部开始的。古时东部叫东夷，北部叫北狄，西部叫西戎，南部是南蛮。所以，真正的中华的中央之地、中央之国应该是从甘肃、陕西开始的，最后发展到河南。但是今天人们一说起中原大地就忘了更加古老的文明发源地——甘肃。

那么，这些貌不惊人的木简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书法密码？它为什么一百多年魅力不减，让几代书法家为之魂牵梦绕、心醉神迷呢？

2009年秋天，《敦煌书法》摄制组与敦煌市博物馆馆长付立诚一起驱车西行。我们穿过数百里大戈壁，经过天下闻名的敦煌玉门关，继续往西到达马圈湾遗址。我们想看看斯坦因当年究竟遗漏了什么。

马圈湾遗址如今只剩下一个残破的小土堆，朝南的一面在考古挖掘时被解剖，露出房屋的墙基和几层台阶。可以判断这里原来应该有一座高大的烽燧，汉朝的士兵沿着台阶就可登上烽燧顶端。露在外面的房基很厚，反复使用又反复维修过的墙皮一层摞一层竟有几十层厚，像历史的年轮。

烽燧东面，是起伏绵延的汉长城。西面没有长城，自东向西流淌的疏勒河尾闾形成的湿地沼泽成了天然防线，只在沼泽边缘的高台上，赫然伫立着几座烽燧。显然，从东海一直延伸到新疆罗布泊的汉长城防线，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从此向西极少见到连绵的边墙，只有零星的烽燧显示着大汉皇权的存在。

1979年，在全国文物普查时，敦煌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座被斯坦因遗漏的烽燧。随后，甘肃省考古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1217枚。

1907年，斯坦因曾对整个敦煌地区的44座汉代烽燧进行了发掘和测量，并根据出土的汉简绘制了敦煌汉长城实测图。只是斯坦因遗漏了马圈湾这座不起眼的烽燧，它和周围的普通土堆实在是太相似了，大戈壁的万里长风把曾经威风八面的巨大烽燧几乎削为平地，因而逃过了斯坦因的法眼，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敦煌当地老百姓把这个地方叫作马圈湾。马圈湾汉简出土后，根据汉简文字和相关史料断定，这座烽燧叫千秋燧，是当时玉门侯官的住所。

付馆长介绍说，马圈湾不仅发现了1000多枚汉简，还出土了汉朝将士的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汉代毛笔，这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第一手材料。他说，实际汉简就是当时文书用过的垃圾，就像现在我们的文件作废了扔到垃圾桶里、倒到垃圾坑里一样。古代的文物就这样保存下来，成了现在研究古代长城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了。

西汉时期，为了清除匈奴边患，打通丝绸之路，汉武帝先后三次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经营河西，维护丝绸之路交通线，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置武威和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和敦煌两郡，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关——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从此，敦煌就处在欧亚大陆桥最关键的一站。因为在唐代以前没有海上交通，汉唐丝绸之路的南路、中路、北路就都在敦煌汇集，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的交流，敦煌是必经之地。敦煌成了世界上信息交流最多的地方、民族聚居和流通最多的地方。它是人类四大文明的汇聚地，由此产生了领先于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文化。

刘正成先生说，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河西四郡的重要位置，不能忽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你想想：秦始皇时代整个中国才36个郡，西汉时河西就有四个郡！所以，那个地方以前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种荒凉的景象，它曾经水草繁茂、人文荟萃，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繁盛之地。此外，因为地处偏远，中原宫廷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被遣发戍边，就是犯了错误的官员都被贬到那里去任官。有才能的人才会犯错误，平庸的人犯不了错误。所以这个地方有相当多的有才能的人，他们创造了敦煌灿烂的文化。

汉朝在屯兵戍边的过程中，沿汉长城线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关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候望系统，《汉书·赵充国传》描述：“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汉简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遗物，它们中绝大多数出自烽燧、亭障。

现知纪年最早的汉简是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的，最近的纪年简为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公元341年）的，前后延续了400余年。简牍主要内容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例行公文及吏卒名籍、出入关登记等各式簿籍，还有买卖契约、往来书信等，事无巨细，包罗万象，是汉代边塞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

随同摄制组考察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说：“敦煌汉简的价值意义非常广泛，也非常重大。它包括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还有居家请客吃饭这一类事，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比古代史书的记载要细腻。”李正宇举了一个例子，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一枚汉简记载，于阗王一行1300多人要经过悬泉置，上级要求做好接待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使团，他们从现在的酒泉出发，经悬泉置到敦煌再回西域，所以提前十来天就通知悬泉置做好接待准备，可见当时中国和西域各国政治往来、贸易往来规模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