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贫富之谜

从秦始皇和他的长城，到埃及法老和他们的金字塔；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和他的所有城市，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他豪华的宫殿，世界上的政治领袖经常痴迷于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和基础设施的修建，或许还有人民的生活改善，来展现他们的伟大。但直到18世纪末知识分子和学者们才开始系统地思考经济增长的战略。

一位没有经过任何经济学训练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为现代经济学设定了方向，并为研究者们解答了一个可以说是在公共政策领域最为根本的问题：增长、工作创造和减贫的处方是什么？事实上，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始探寻财富创造的秘诀起，经济学家们就表现得像推理小说中的侦探一样：想象理论，探索假说，查证事实，追踪证据，跟随线索。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经历了很多失败。

大部分的研究进展在于识别出高增长和低增长的国家之间在初始条件、政策和制度变量上的系统差异。但在可操作的政策杠杆方面，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猜测阶段。事实上，在斯密完成开创性工作后的200多年里，经济增长对于很多人而言仍然是一个“谜”；对于其他人而言，用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埃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隐喻来说，经济增长则是“难以捉摸的求索”。

被罗斯托（Walt Rostow）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经济分析置于其对“人类条件”分析的中心位置。他提出的一些概念被认为“对增长的动态特征形成了合理且连贯一致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阿林·扬格（Allyn Young）也跟随着他的脚步，着迷于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或许是因为被启蒙时期人类进步思想所吸引，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探索了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推动繁荣方面政策制定者能够起到的作用。他们开拓性的成就提出了现代增长理论的许多核心概念，例如要素积累、要素替代、技术变迁或专业化。

“对于一国的长期经济福利而言，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率更为重要的了。”罗伯特·巴罗（Barro，1997）1996年2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莱昂内尔·罗宾斯纪念演讲中如是说：“每年的增长率看似微小的差异经过多年叠加起来，可以导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然而，在大萧条之后，经济增长的研究步伐放缓，研究的重点从长期增长转移到短期波动。在商业周期的动态机制和长期增长研究这两个人类福利的重要领域，经济学家是相互冲突的。

随后，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非常巧合的事：四个独立工作的研究人员想出了第一个分析框架的不同组成部分，用以分析为何有些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在哈罗德（Roy Harrod）和多马（Evsey Domar）研究的基础上，索洛（Robert Solow）和斯旺（Trevor Swan）提出了索洛斯旺模型，这激起了第一波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热潮。他们的目标是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确定其决定因素，发展出可以解释经济政策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

爱尔兰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甘曾经说过：“金钱买不来幸福，但它可以给你一种更快乐的痛苦。”他的黑色幽默也许为第一代经济增长研究人员所分享，他们强调资本的核心作用。他们的模型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主要特征，这一函数要求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收益递减，以及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为了提供一个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他们采取了储蓄率不变的假设。这是一个粗略的假设，但在模型构建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它明确地表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可以令人信服地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这些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预测是条件收敛，这一预测以资本收益递减的假设为前提——穷国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更少（相对于其长期或稳态工人平均资本水平），所以穷国可以增长得更快。^[3]

这一增长研究流派的主要优点在于把技术（除了资本和劳动）明确引入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中。但是当时研究工具的局限导致这一方法有一个主要的缺点：技术被看做外生给定的公共产品。模型的主要预言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如果不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将会停滞。尽管这一假设能够使模型保持“条件收敛”这一关键预言，但也显得有点怪异：技术，作为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却外生于整个增长模型。^[4]

英国剑桥学派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不同于早期的经济增长研究者。由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领衔，他们为垄断竞争革命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传统理论相反，他们的工作表明增长分析的一个核心特点是，认识到绝大多数行业既不是完全竞争的，也非完全垄断。他们还质疑在增长模型中资本可以测量和加总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正是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学者的核心观点。尽管英国剑桥学派的学说起初极具争议性，甚至被认为是左派观点或是意识形态推动的，但是他们对经济增长学说演变的贡献，随后也为主流经济学所认可（Robinson，1933，1956;Solow，1998）。

尽管长期增长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现了新的萌芽，但宏观经济学家在战后时期更感兴趣的是经济周期的研究。当他们试图更好地理解稳定政策——避免突发且代价高昂的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致力于长期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此外，主流经济学不得不面对演化经济学的挑战。以集大成者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些论文作者关注对于企业和产业组织如何随时间演化的基本问题的批判。他们明确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均衡的基本假设。他们认为这些假定无助于理解技术创新和企业之间的动态竞争。为了替代这些假设，他们提出：经济学应该借用生物学的自然选择概念，构建一个更准确的商业行为的进化理论。他们承认，企业一般都是受利润所驱使，并寻求提高利润的方法，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必将使利润最大化。同样，他们强调盈利更多的公司倾向于将盈利较少的公司驱逐出市场。他们的新范式和分析框架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开发出更连贯和有力的模型来解释在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的条件下，有竞争力的公司如何动态演变的，还因为他们的方法被认为与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最后，他们的研究对福利经济学和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演化经济学理所当然在后来成为许多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灵感之源。

在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内部，直到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有所变化。一些杰出的研究者决定重新研究国家之间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他们的动机可能是能够使用新的跨国数据，揭示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主要差异，从而能够进行实证上的比较分析。安格斯·麦迪森等经济史学家的工作，唤醒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认识。研究数据令人困惑，而且一直如此。对经济增长的调查结果和世界各个地区迥异的经济表现表明，增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确是不均匀的：从1900年至2001年，西欧人均GDP增长了5.65倍（西方附属国增长了5.7倍），与之相比，拉丁美洲这一数字为4.2，东欧为3.2，非洲仅有1.5。^[5]在过去的30年当中，生活在高经济增长国家或与OECD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人口数，已经从10亿增加到40亿，增加了3倍（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

新一波增长研究的分析建模者必须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技术变迁——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内生化。第一步是设计一个由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递增所驱动的持续增长理论。如果收益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递减的话，这个过程可以一直进行下去（Romer，1986）。第二个，也是更有效的办法是抛弃完全竞争假设的束缚，将不完全竞争和研发理论加入到增长模型中。这种大胆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济中的新思想不会耗尽，以及为什么从长期来看人均收入可以保持正的增长（Romer，1987，1990;Aghion and Howitt，1992; Lucas，1988）。

后来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学说保持了非竞争的假设^[6]，因为技术确实是一个不同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它可以以零边际成本无限次地被其他厂商利用。但重要的是要采取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更好地理解技术的公共物品性质，并把它看做一个部分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因此，这一波研究将技术重新分类为一定程度上由私人控制的物品，而不仅仅是公共物品。通过将它定义为部分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给它某种程度的排他性或获利性，从而使得生产和使用技术的激励成为可能。从完全竞争走向非完全竞争，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巨大回报。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技术和生产要素的积累看做外生变量，而内生增长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会通过新思想而不断发展，从而为技术前沿模型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

另一个令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技术扩散会在一些国家发生，并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却没有扎根于其他国家。日本、新加坡和智利成功地采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启动了自己的产业升级，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和尼泊尔却做不到。除了初始禀赋、历史和社会政治路线的差异外，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后者达到和前者一样的经济绩效呢？

在回答这一关键问题时，很多有趣的可能性最近得到了探讨。一种选择是为内生增长模型添加技术转移路径这一新的变量，即“内生化”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中间资本品的机制（Jones，1998）。另一种流行的方法是通过政治—经济模型，试图找出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不同于前一波的增长模型，这一系列研究方法的关注重点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而在于制度和治理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 Glaeser and Shleifer，2002）。经济文献中还探讨了其他几种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对解释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奥秘只有很少的成果（Helpman，2004; Barro and Sala-i-Martin，2003; Jone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