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元明江西中南部及其邻近地区的理学发展
抚州府是宋代陆九渊的故乡，当地人多称陆九渊与其兄弟陆九韶、陆九龄为三陆先生。[79]元代著名的理学学者吴澄也出身此地，尽管与陆九渊同乡，但二人学术并无直接的渊源可见。吴与弼是明初抚州最重要的理学家，弘治本的《抚州府志》仅录此一人而已，其门下门人数百人，且不乏后来成为知名学者。[80]不过吴与弼学术在当地仅仅一代以后便趋中衰，继起的陈九川，与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人同为江右学派的重要领袖。[81]
至此可以回头解释徽州府学术发展的方向，如前述徽州当地士人先往外师从饶鲁，相对的，同时代的吴澄这一支的学术则被徽州士人忽视。但饶鲁这一支学术在饶州一带的发展，约至明初便亦中衰，此后虽有吴与弼的学术继起，但吴与弼的学术也仅传一代便又衰落。因此徽州士人在饶鲁以后，既有师从吴与弼，也有选择往江、浙一带师从庄昹的。不过无论是吴与弼或庄昹，其学术都与宋元以来的程朱学隔了一层。
江西其他府的学术风气相对不盛，理学家亦少，只见到零星的几例，并不足以深论其学术流传与传承。如南安府，宋代仅见一人师事黄干，以及明初谭震在陈献章寓居当地时前往受学以外，其他都是受到王学的影响，或习于王守仁之门，或与吉安王学学者邹守益、罗洪先等人游。[82]如袁州府，先后有人习于朱熹、黄干、吴澄门下[83]，但入明以后竟无任何以理学闻名者，直到明中期以后才有罗彝、严尧日与吉安王学学者邹元标、刘元卿等人相往来，阐明理学：
罗彝，字性庵……万历时诣京上书，赐深衣大带，许以布衣游行郡县，与邹南皋、刘泸潇诸人阐明理学，江右士子宗之，称性庵先生。[84]
严尧日，字用汲……邹元标倡会讲学，尤折节于尧日。邹起都察院，招为幕属，力辞……[85]
如瑞州府，宋代既有人与程颢往来，也有人受学于朱熹，此后各有人拜入饶鲁与刘静之门下，刘静之即庐陵（入明以后改为吉安）理学学者。[86]明中期以后李应时与陈元琛两位闻名于世：
李应时，号南川，上高人，少时从安福邹东廓先生讲学，东廓殁后，江西宗姚江者咸推李南川，同时显官吴学诗、王京、李偕皆与交游，或就其家，或迎至各祠堂，设高座，率子弟北面受业焉。
陈元琛，字仍玉，高安人……以贡任南康府训，督学骆日升聘主白鹿洞……咸谓江右征君章潢以后一人。[87]
从宋到元，或从明初到明中期，这几个地区的学术发展并不连贯，当地士人常是跟随邻近地区大儒讲学，其学术传承亦及身而止，遂使当地学风往往跟随其他地区的学术风气而变，并未建立当地的学术传承。[88]
吉安府学术自北宋以来已有欧阳修以学术闻名，并形成家学，在《宋元学案》为立《庐陵学案》。同一时期，另有萧楚受业程颐之门，受其春秋学，持此传其弟子胡铨，时值徽宗朝，蔡京当国，据载：
于时蔡京方专国，先生愤嫉其奸，谓京且将为宋王莽，誓不复仕，遂退而著书，明《春秋》之学。……陈直斋《书录解题》称其门人胡淡庵铨以《春秋》 登第归，拜床下，先生告之曰：“学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杀，学不可辱，毋祸我《春秋》乃佳。”后淡庵以孤忠谠论，震耀千秋。则其师弟子于《春秋》，非徒口讲耳受者矣。[89]
胡铨从子胡箕亦以学术名。南宋以后则有刘靖之、刘清之兄弟闻名当世，其中刘清之因见朱熹而有志义理之学，二人都在《宋元学案》中有传，为《清江学案》之首，杨叔方，号学睡先生，则传刘清之之学。萧楚与刘清之可说是当地比较重要的学术传承。[90]
入元以后，刘霖从虞集游，虞集之学既承自吴澄，所以刘霖也被归入《草庐学案》，[91]至于先前萧楚与刘清之的学术传承皆已沉潜不彰。
入明之初，吉安地区的理学发展稍衰，陈谟、刘髦二人皆未以理学闻名，仅见刘观以理学教导乡里间，他自述为学历程：
吴文正公（按：即吴澄）尝云：一举作状元，便谓事业了当者，鄙人也。斯确论。……吾幼见青紫赫奕，知进士之贵，辄慕为科举之学。既卧病京师，读儒先诸性理书，乃知科举上更有此学，又辄慕为之。今殊觉进士非贵也。[92]
或有人请他著作传世，他则回答：
朱子、吴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复言！[93]
刘观应是受到当地学术风气的影响，从吴澄入手而习朱子学，所以一再称引吴澄之言。尽管如此，他主要却是靠自学而非有所师承。
较刘观稍晚，另有罗伦、李中、李宗栻、罗钦顺等几位理学学者，四人都宗程朱学，俱皆自学有成，罗伦、李中与罗钦顺等人在《明儒学案》有传，皆被列入《诸儒学案》。当地倾向程朱学的势力逐渐兴起。
但这股势力在王学传入以后却又沉潜下来。少数人如郭应奎曾往南京求学湛若水门下以外，其他几乎清一色都是王学学者，或者是直接或间接受到王守仁及其门人学术的影响。以下几章将再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本《吉安府志》、《理学传》，仅列八人：罗钦顺、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刘阳、刘文敏、刘邦采，除了罗钦顺以外，其余七人都是当地王学社群的领袖人物。[94]
综而言之，吉安府在宋代主要受到程朱学的影响，有刘清之的学术在当地传承，但势力不大。元代当地士人则有亲近吴澄学术者。但入明以后，几位以理学名世的人物都无学术传承，在新一波的学术风潮中，这些学术势力相继被王学所取代，吉安府从此成江右王学的中心所在。若把宋、元、明初与明中晚期两段时期相较，吉安府在前期虽也有理学人物，但此地毕竟不是理学重镇，所以不仅刘清之的学术传承很快中断，入元以后当地士人也转向抚州一带的吴澄学术。但在明中期以后当地士人纷纷转向王学，名家辈出，加上其传承延续不断，遂使吉安成为当代王学最重要的几个学术中心之一。也可以说，王学的传入使吉安的学术生态完全丕变，并成为当地重要资产。
整体来看包括徽州府在内的江西一带的学术发展史，程朱学在江西的势力主要以徽州府、南康府、饶州府一带为中心——徽州府是朱熹的故乡，南康府则因有白鹿洞书院，饶州府有饶鲁继承其学，这三个府集中在江西北部，彼此邻近。抚州府则是陆学渊源所自，逮及元与明初，又分别有吴澄与吴与弼出身于此。
这个图像与我们利用一些大名字所勾勒出来的理学发展史的印象基本相合。尽管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都以学派的方式分类，而学派的划分标准之一又与地域有关，但过去学界对学术思想理论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人物上，同时又可能把“江南”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对人物的地域性着墨不多，即使如陈荣捷对元代儒学的讨论，也是划出北方、江西与浙江几大地域范围。但一门学术不仅很难流行于全江南，也不容易整个江西或浙江都是其学术势力范围，因此学术的地域性也是必须注意的重点，一位学术领袖所在地往往是这门学术最发达、门人弟子最多的地区，以这些理学家为中心，吸引地方上的小读书人前往学习，影响力的高低与距离的远近成反比。——在第三、四两章对吉水与安福学术的讨论中将再谈到。
第二，学术理论的创发与传承其实是很精英性的，主要以一些学术领袖为中心展开，地方上的小读书人未必能够在这些学术传承中扮演太多的角色。地方上的小读书人在习得理学以后，尽管可能在地方上形成传承，但这些学术传承往往经历一两代便告中断。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多以学术领袖为中心，此一取向确有其必要性。
于是我们也注意到从宋到元以迄于明初的理学传承中断的问题，尤其是宋元与明初的学术差异最大。尽管我们也可利用《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很快得到类似的答案，至通过对方志的详细考察，我们也更确定了理学传承的精英性，以及可以更细部地划出理学传承中断或沉潜不彰的更精确时间。
第三，长期以来，我们并未深入了解明中期王学的兴起，如何迅速成为当代显学的学术脉络与思想背景，通过这些考察，我们看到一方面理学传承的中断或沉潜不彰，使得明中期以前的思想界出现一个真空层，于是引起各方学术的竞逐；一方面，地方上的小读书人虽未能成为理学传承的承载者，但这些小读书人对理学的追求，却是促使理学更加社会化的关键因素。
前文对各府的考察，显示理学的两大重镇：江西与浙江，从元到明初的学术传承的情形，确实远远不如宋、元两代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密切，元代理学与明初理学间的渊源，也不如宋、元两代之间的理学渊源深，以致明初地方上的理学发展，大多是无所师承，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自悟其学的。这也形成明初江西、浙江一带学术的特色。这项特色，很可能不仅限于江西、浙江两地而已。
于是，很自然的结果是明初有许多思想无所师承，自我启悟而成学，并自成一家的人，这批人又多被列入《崇仁学案》或《诸儒学案》中。在南方，尤其在江、浙、赣一带，吴与弼隐然形成宗派，相对于其他同时代的理学家，他的学术是比较得势的。曾拜入吴与弼门下的陈献章，则在广东形成著名的江门心学。
明初理学家应有重新建立理学传承的想法，于是各家纷起的同时，彼此也存在着竞争关系。由于明初政治风气与社会控制仍严，理学在民间与地方的发展仍很有限，理学家并未从事有规模的讲学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比较少数的、精英的取向的学术流传过程，但理学的发展已蕴蓄了不少动能，当王守仁在正德年间提出新说，其学术一代代相传，遂成功形成宗派，并成为明中晚期最大也最主要的理学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