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离开西湖的原因

王阳明在西湖住了一段时间后，托言投江，乘船去了福建。西湖的风景很美，王阳明为什么不就在这里一直待着呢？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刘瑾派人追杀王阳明。

瑾遣人迹而加害，先生托投水脱去，得至龙场。

刘瑾派人跟踪谋害，阳明只得托言投江，绕道来到贵州龙场。

但是当朝权贵一直没有放过他，又密遣心腹刺客，在流放途中伺机刺杀。王阳明为摆脱刺客的追杀，“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

同年三月，刘瑾将刘健和王阳明及其他人等共53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随后又密遣心腹，欲将王阳明暗杀于赴谪途中。阳明入钱塘，刘瑾遣人随侦。不得已，阳明托言投江自杀，甩掉盯梢……

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捕下狱，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境内）驿丞。赴谪途中，刘瑾派人加害，王阳明以投江相欺，躲过此难。

但笔者认为，刘瑾并没有派人追杀王阳明。

第一，关于刘瑾曾派人密谋刺杀王阳明的情节，多是由钱德洪所著《年谱》及黄绾所著《阳明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引出，但却与《年谱》及《行状》的记叙是相矛盾的。

王阳明毕竟是被贬谪的官员，到偏远的贵州赴任是他的职责。刘瑾虽然只是一个太监，但他是在借着皇帝的名义行事。廷杖王阳明，把他关在监狱，最后贬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的命令，至于皇帝是否真的知道，我们并不能确定，但发出的命令却是实实在在地有着皇权的保障的。所以，王阳明并不能公然违背刘瑾的命令。

王阳明享受着杭州的美丽山水，不去穷山恶水的贵州，就等于是违背了皇帝的命令，这是封建礼法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王阳明为自己待在钱塘找了一个充分的理由：生病了。王阳明以生病为由不去履职，刘瑾当然想弄清楚病的真假，就派人去调查，而这一调查，让王阳明害怕了，于是假装投江，跑到了福建。这是《年谱》和《行状》都记叙得很清楚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刘瑾派人密谋刺杀王阳明的情节。

《年谱》说：“夏，赴谪至钱塘，瑾遣人阴迹先生。先生惧，佯为自沉于江，密附商船往舟山。”“阴”是暗地里、偷偷地。“迹”，考核，推究。“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阴迹”，就是暗地里调查，偷偷地调查。

刘瑾下了命令，把王阳明贬到贵州，当然得要求王阳明执行自己的命令。现在王阳明以生病为由不去贵州，待在杭州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刘瑾自然要知道王阳明是在有意对抗自己，还是真的病了，不能去贵州。而公开地去问，显然也不会有结果，所以，“阴迹”就是很好的办法了。

“阴迹”不是“跟踪谋害”、“密遣心腹刺客”、“欲将王阳明暗杀”。如果是上述意思，就不能说是“阴迹”。

《行状》说：“瑾怒未释。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瑾怒未释”是事实，刘瑾仍然派人暗地里调查王阳明是不是在装病，自然说明他“怒未释”。而且，当调查的结果是王阳明没病装病时，可能更是“怒未释”。但“怒未释”也不等于“跟踪谋害”、“密遣心腹刺客”或“欲将王阳明暗杀”。“度或不免”仅仅是一种推测、一种担心。正因为是推测，是担心，说明追杀王阳明的事并不实际存在。黄绾既然知道刘瑾“怒未释”，就应该知道能反映出刘瑾“怒未释”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如果刘瑾因为“怒未释”而采取了追杀行动，黄绾为什么不直说，而只是写王阳明的推测和担心呢？

黄宗羲的“瑾遣人迹而加害”，显然是脱胎于钱德洪的《年谱》，钱明、王路平依据的资料也是来自于钱德洪的《年谱》，汪传发的资料则是直接来自于黄绾的《行状》。

钱德洪、黄绾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与王阳明有很密切的交往。“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在《年谱》的写作及修改过程中，钱德洪曾与王阳明的其他弟子反复订正。黄绾也是王阳明的学生，在王阳明去世后，当权者攻击阳明心学时，黄绾不惜得罪权臣，上疏为王阳明辩白，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王阳明的儿子，是与王阳明相知颇深的人。这二人对王阳明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对于王阳明事迹的描写，如果与事实有出入的话，只会是在拔高王阳明的地方。

如果王阳明是被刘瑾追杀，王阳明机智地脱逃了，这应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钱德洪、黄绾二人即使不做夸张的描写，也绝没有道理矢口不提。在平定宁王宸濠的反叛中，王阳明机智地摆脱了宸濠的追兵，对此事，黄绾在《行状》中描写得十分生动。钱德洪描写得简略一些，但也说得十分明白。“濠遣内官喻才领兵追急，是夜乃与幕士萧禹、雷济等潜入渔舟得脱。”

第二，刘瑾并不想置王阳明于死地，还可以从他对王阳明父亲的态度中看出。

阳明先生的父亲王华是正德皇帝的老师，其时为吏部左侍郎，刘瑾应该会有所顾忌。同时，王华还是刘瑾仰慕的当时名士。可能是因着这两方面的原因，刘瑾没有对王阳明进一步下毒手。

瑾大怒，既逐新建，复迁怒于先生。然瑾微时尝从先生乡人方正习书史，备闻先生平日处家孝友忠信之详，心敬慕之，先生盖不知也。瑾后知为先生，怒稍解。

王阳明被贬后，他的父亲还升了官，做了南京吏部尚书，虽然是明升暗降，但至少说明刘瑾还不愿与王华公然为敌。其实，刘瑾是一直希望王华这样的名士投到自己门下的。“寻知为微时所闻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见，且将柄用焉。”尽管后来王华一直不买刘瑾的账，但刘瑾也只是把他解职了事，并没有过分地迫害。王华虽然没有投靠刘瑾，但也无意于开罪刘瑾，知道王阳明上书后，王华有意将王阳明赶出家门，这就是在向刘瑾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是无意于与刘瑾作对的。刘瑾后来对王华并未过分迫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

刘瑾既然对王阳明的父亲可以网开一面，自然没有必要对其儿子斩尽杀绝。

第三，如果刘瑾想杀王阳明，也用不着那么费事。当时，因为上疏而被刘瑾杖杀的官员不少，刘瑾要杀王阳明，当场打死是很简单的事情，即使这样做太显眼了，他大可把王阳明关死在监狱里，或者指使狱卒做点手脚。哪里用得着千里追踪，去做暗杀的勾当呢？刘瑾确实曾派人暗杀过太监王岳、范亨，并打断了另一个太监徐智的手臂。但这时刘瑾刚刚躲过被遣的灾难而掌握权力，处理起对手来自然要费事一些。

第四，如果刘瑾派人暗杀王阳明，王阳明不大有逃脱刺杀的可能。刘瑾既然要派人去当刺客，则派出的一定是高手，王阳明在杭州住了那么久，绝不可能时时有许多贴身保镖护卫着他的安全。即便是王阳明隐居杭州，一时瞒过了追杀者，但千里赴谪，哪里可能一直躲下去呢？

刘瑾既然没有密遣心腹刺客，王阳明为何要托言投江呢？

“先生至钱塘，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王阳明之所以要托言投江，黄绾在《行状》中说得很清楚，是“决意远遁”。钱德洪在《年谱》中没有写得十分明确，但从道士与阳明先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阳明先生是准备远遁的。既然要远遁，最好是让刘瑾死心，不再寻找自己，所以，要“托为投江”。“度或不免”则只是王阳明自己对形势的一种估计，因为刘瑾曾有追杀过对手的先例，王阳明担心刘瑾要暗害自己，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正是从钱德洪和黄绾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刘瑾没有派人追杀王阳明。无论是“托言投江以脱之”，还是“托为投江”，都是伪造投江现场的意思。如果是在刺客的追杀中，王阳明就应该没有时间从容地伪造投江现场。如果是在刺客的追杀中投江，就不应该说是“托言”，是“托”，而是投江摆脱追杀了。从钱德洪和黄绾的叙事水平来看，当不至于弄不清楚这中间的差别。

对于王阳明托言投江之事，阳明先生的朋友湛若水也断定是为了避世，并曾与王阳明就此事对质。

甘泉子闻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为之作诗，有云：“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及后数年，会于滁，乃吐实。

从湛甘泉的记述中可以看到，王阳明自己也曾肯定投江只是为了避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刘瑾并没有派人追杀过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