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山舰事件的急先锋

蒋鼎文医伤期间升任第一师第一团中校副团长，未几调任第二师第五团团长。第五团基本班子为副团长章烈，参谋长张炯，辎重队长朱平之，第一、二、三营营长分别为文志文、李树森、陈志达。

该师第四团团长原为刘尧宸，刘在第二次东征攻取惠州城时牺牲，改由陈继承接任；第六团团长由攻占惠州城的功臣、四团三营营长惠东升提升。第二师师长为王懋功。

王懋功，原名国华，字东成，江苏铜山人，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毕业，保定军官学校肄业。1917年，任李烈钧部营长，继任陈炯明粤军第一路军统领，许崇智部第一军第一旅旅长。后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深得蒋介石信任，出任第二师师长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二次东征时，他率第二师蒋鼎文的五团及六团留守广州，未随大部队东征。王懋功还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与蒋鼎文一起戍守广州这个革命军的大本营。

第二次东征后陈炯明再难翻身，逃往香港蛰居。12月，蒋介石由东江返回广州。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由汪精卫作政治报告，蒋介石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军事报告中说：“我现在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蒋介石以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当选为常委，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事领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蒋介石）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

蒋介石的宏大志向远不在此，他知道必须通过北伐才能实现孙中山的遗志，也才能使自己在党内、国内的地位得以巩固，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这期间，他与苏联顾问、汪精卫在北伐的问题上、军队的人员安排等事宜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

自苏联顾问加伦、鲍罗廷回国后，接替他们职务的是季山嘉。原来北伐的计划是加伦将军主持制定的，而季山嘉上任后一反常态，大肆反对北伐，致使蒋介石实现这一计划碰到重大阻挠。因为其时苏联顾问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故蒋介石对季非常不满，“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共事也”。他还向汪精卫建议：“革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

面对一个季山嘉已足够蒋介石头痛，更致命的是当时国民党内的头号人物汪精卫竟然支持季山嘉、称赞季山嘉，要蒋介石创造各种条件，让苏联顾问季山嘉畅所欲言，对于他的工作要给予充分信任和放手。汪似乎完全不理会蒋介石内心的苦闷和胸中大志无法实现的忧虑。

汪精卫还插手蒋介石的“领地”，分化他一手创立、赖以成名的第一军。原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是蒋介石从粤军中争取过来的，进而又给他高位，但王有政治野心，与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走得很近，尤在兼代广州卫戍司令期间，王极尽讨好之能事，与季、汪的关系更趋密切。蒋介石决定给汪精卫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断然采取措施，解除王懋功的师长职务，并将其押送离粤转沪。旋之，调刘峙出任第二师师长，取代王的职务。

正当蒋、汪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之时，不知怎的，广州城里出现了许多反蒋的传单，诸如“张发奎在海南要独立”、“李济深第四军要倒蒋”、“共产党正准备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汪精卫要绑架蒋介石，用轮船押送去苏联”等等。这些谣言、传单由蒋的嫡系将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蒋介石的耳朵中、案头上，一时让蒋介石神经绷紧，辗转难眠，心情坏到了极点。

在风声鹤唳之中，偶然的事件终于发生了，这就是中山舰擅自调动开往黄埔事件。蒋介石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了其时的疑惑和不解：

当3月20日前两天，即3月18日那一天夜晚，无缘无故开两艘兵舰到黄埔来，一艘是中山舰，另外还有一艘是宝璧舰，这两舰，是在广东最大的舰。当时我并不晓得它是已经开到黄埔来了，到了第二天，即19日，有一个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问我，起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黄埔去不去？”我说：“今天我要回去的。”后来离开了他之后，到了9点至10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3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当他打第2次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3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地来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后来不到1点钟的时候，李之龙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要调中山舰回省城，预备给参观团参观。我问他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答昨天晚上开去的。我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因为19日10点钟，晓得我不回黄埔，所以当日下午就叫中山舰回省城，开到省城的时候，已是天黑了。因为李之龙上午的电话，我很奇怪，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因为从来开船并没有来问过我的。后来问他：“哪个叫你开去的？”他说是校长的命令，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又说没有，是打电话来的，这事情模糊极了。

蒋介石文中所说的“那同志”，指的正是汪精卫。

擅自调动军用武装，且似乎处处针对蒋的行踪而来，蒋介石感到自己真要被“绑架”，叛乱似乎就要发生，他决定利用这次中山舰擅自调动事件，先行下手。

其时的广州城区，主要的兵力还是第二师的四、五、六三个团，该师兼有卫戍广州的任务，而国民政府的大多部队还驻扎在汕头和东江一带。蒋介石高度信任的蒋鼎文第五团成了对中山舰事件采取军事措施的主要部队，团长蒋鼎文则成了其中的急先锋。对于“三二〇”事件所采取的武力措施，蒋鼎文事后是这样叙述的：

当时我这一团住在广州的北校场，第四团住在沙岸，第六团另住一处。第四团中共产党分子最多，所以目标首先要解除第四团的武装。用武力解除一个团的武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惊动地方，还要流血，所以只有智取。我冒了校长之名，命令第四团徒手到我的防地北校场来集合听训，他们并不疑有他，全体开来，我另外派了一营的兵力把第四团的武器全都收缴过来，这样未有一点惊动、未流一滴血，顺利地解决了第四团的武装。

当时共产党操纵下的广州工人组织严密，时常举行十几万人的盛大游行和煽动罢工、闹市，进行共产党的那一套。工会的势力大，而且拥有武器，对广州的危害很大，也是我这一团去把工会的枪械缴来。当时俄国顾问和眷属有十几家住在东山一带，我派兵把他们绑来，押管起来，当时的蔡太太还是我团里的顾问，对她也没有例外。还有广九铁路的铁甲车和陈炯明叛变时期总理所乘坐的中山舰，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李之龙还是我队里的学生），是我派了队伍把他们一一掳获过来。委员长曾经告诉我说：“只有在北伐中求出路，不北伐共产党就赤化两广了。”至于三月二十事件的真正内情，恐怕只有蒋先生和汪精卫最清楚。

由此可见，蒋鼎文在中山舰事件中“出力”之多，作用“之大”。还有蒋鼎文述及的信息非常值得重视，即解除共产党人居多的第四团的武装以及逮捕苏联顾问等，蒋介石并没有直接给蒋鼎文下达命令，而是蒋鼎文平时与蒋介石接触得多了，深知他内心的担忧，深知他此举的真正意图，故自行作主，矫传“圣旨”而予以武力解除的。对此事情，苏联顾问和蒋介石当年答记者的谈话也有涉及，1926年4月3日《向导周报》载：“广州二十日事变，黄埔军队于短时间包围工会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五十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他军中确有些反共分子，且云他并未发出包围俄人住宅及罢工会之命令。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党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的举动仍未停止，随时都会有事故发生，这真是中国革命之不幸。”

1926年3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亦有报道：

记者问：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

蒋校长答：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

蒋鼎文这一“误会”——逮捕苏联顾问的行动可谓胆大包天，因为当时的广州崇俄风气灼热，对苏联顾问奉若神明。李宗仁是如此叙述的：“苏联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大有一识荆州，便是骄人之概。”

“三二〇”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为免事态继续扩大，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员作了实质性的处理，罢免王柏龄第二十师师长和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职务，责令两人离开广州；罢免欧阳格代理中山舰舰长职务，罢免吴铁城新编第十一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职务，送虎门炮台监禁。陈策、徐桴、伍朝枢等都受到了相应处分。

而对中山舰事件的实际执行者或擅自用兵者蒋鼎文，蒋介石则没有一丝表示，因而国民党内的一些要人和将领，包括苏联顾问、共产党人，群情激愤，纷纷迁怒于蒋鼎文，要求蒋介石对其予以严惩乃至撤职枪毙。可蒋介石面上敷衍，内心就是不为所动，说蒋鼎文是奉他的命令而行动，并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蒋鼎文从中体会到，蒋介石带兵统将手段高深莫测，今后只要忠于蒋介石，定可逢凶化吉。蒋介石的“护犊”和“揽过”之举，实使蒋鼎文终身感激。

对于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件的原因，蒋鼎文有所了解，又似乎未真正了解，他对此继续回忆道：

大概北伐先后的问题是三月二十事件的背后原因，至于那一次事件，我可以把我亲眼所见到的事大略的说一下，事实的真相则不太清楚。大约是三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因事到蒋委员长那里去，亲眼见到他正在写信给汪精卫，在场的好像只有陈立夫一个人，那时陈很年轻，仪表很好，好像是担任侍从秘书之类的工作，我还不太认识他。信中的大意我都看到了，大概是：“季新先生：总理容共政策，弟始终拥护……而今党危矣，国危矣……”这封信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写撕了很多次都还没有写成，究竟这封信写好没有，是不是送给了汪精卫，则不得而知。本来委员长不想自己出面做，想叫别人出面做，由他出来收拾残局，但是后来还是自己出面做了，想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究竟共产党在那时是想耍弄什么阴谋，各种说法很多，但多是猜测之词，直到现在，完全了解真相的并不太多。

蒋鼎文看到的这一情况，在《蒋介石日记》中也有所反映：“上午拟致汪缄，未成稿。自谓：‘既不愿以伪待友，又不能以诚罄我，故苦思难以执笔。'”

此后，总揽党政军大权的汪精卫竟再无法在广州继续挥舞长袖，于是悄悄避走海外。

这桩中国近代史上扑朔迷离的大事件，作为身入“庐山”的蒋鼎文自然终身难识其真面目。事实上，关于中山舰事件的种种谜团到现在还未彻底解开，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桩“谜案”。只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经过这番折腾，向北攻伐，举全国统一之大旗是蒋介石唯一的政治军事之途，而蒋鼎文也与蒋介石驾驭的战车越拴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