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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硅谷”成长历程与模式创新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1]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探索了一种中国式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成功建设为创新型城市，可以为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成熟的经验借鉴。

第一节中国“硅谷”——深圳创新发展另辟蹊径

国内外创新城市或地区的发展，总体呈现出科学创新成果产业化、创新扩散推动技术发展的规律：以美国的硅谷为例，“硅谷的兴起与发展体现了一种自下而上或自发形成的、以斯坦福大学为主要的知识创造源头的演化路径；而中国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和中关村科技园则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演化路径”[2]。深圳的创新路径与世界典型城市和地区有较大差异：没有按照“科研机构集聚—产业集聚”的发展脉络，不是遵循“基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线性创新模式。

深圳市以企业创新与集聚在先、科研院所集聚在后的新型创新模式，为创新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样本。深圳的创新活动是由市场拉动为主、企业为主体实施的。其科技创新兴起于国际贸易，起源于“亚洲四小龙”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创新城市不同，深圳的创新活动可以归为四个90%：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3] 这其中，制度创新和深圳市积极融入国际化及其灵活应对机制，以及坚持以产品开发为平台的源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学及研究机构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深圳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逐渐走出了一条企业内生自有研究力量为主体的创新发展之路，衍生出诸如华为、中兴、光启研究院、华大基因等国内外认可的技术研发企业。近年来，借助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圳市可以快速实现创意和新技术的市场转化，而快速的技术变现能力逐渐提出科学创新的诉求，从而使得深圳市正逐渐从模仿创新、渐进性创新开始走向突破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4] 最终，形成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激发全面创新、形成创新生态的科技创新深圳模式。

第二节中国“硅谷”——深圳科技成长历程

40年来，深圳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逐步成长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完成了“深圳加工—深圳制造—深圳创造”的产业跨越升级之路，实现了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深圳科技创新发展迅猛且强劲。在2017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公布的全球85座高科技城市排行榜中，深圳以其超高的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全球高科技城市第20位。

深圳的创新经历了三代演进，20世纪80年代初（梁湘主政时代）的观念创新，倡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李灏主政时代）的改革创新，提出“不改革，我当这个市长一点意思都没有”，积极推进制度创新；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的体制机制创新，2004年前后、2005年、2012年也有重大制度创新，总体上经历了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到技术创新的三代演进。简言之，以观念创新带动制度改革，以制度创新助力技术创新，再到当今的以企业研发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向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的“源创新”和“始创新”转型。

创新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环境的支持。根据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创新的发展离不开商务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载体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的支撑。深圳的创新主要是企业的创新，从这个角度讲，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所取得的成就与政策的正确引导、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尤其是有幸遇到并抓住了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密不可分。[5] 基于创新系统理论、制度创新和以产品开发平台的技术学习等相关理论的视野，观察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际化、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网络的搭建是其成为创新型城市的关键要素。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市的创新生态系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至优的过程。

一初创阶段：开放包容促进经济发展

1978—1984年，深圳利用邻近香港的区位优势，制定了特区的优惠政策，通过“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模式，为经济特区的建设打下了初步基础。[6] 1979年深圳开始建市，1980年8月26 日，正式设置经济特区。此时，中国正在开展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逐渐释放市场活力，“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正寻求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深圳市充分把握了这一机遇，利用“外引内联”的政策措施，对外大量引入从“亚洲四小龙”转移过来的产业，对内与国家部委、广东省及其他省市进行合作，逐步建立了“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该阶段的生态体系还不能称为创新生态系统，创新人才、创新载体、创新金融、创新产业的种群尚未形成，但是加工制造业的财富积累为深圳市的二次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圳市的创新基于电子信息产业，源于对外开放，始于外引内联，相关关键事件具体见图1-1。

外引策略关键事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全国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深圳市在1979年成立了全国电子工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光明华侨电子厂。在改革开放战役刚刚打响之时，对于如何引进外资是一个难题，因而由一大批归国华侨组成的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首先承担了引进外资的历史使命。1979年由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与香港港华电子企业公司在北京签约，组建一个由归侨人员组成的、为港华电子企业公司加工电子产品的光明华侨电子厂，同年12月25日经国务院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将准备从事来料加工的光明华侨电子厂更改成‘广东省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即现在的深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

内联策略关键事件：“根据史料记载，1979年9月18 日，广东省政府决定由广东电子工业局负责将地处粤北山区从事电子工业的三个省属小厂（8500厂、8532 厂、8571 厂）同时迁入深圳，组建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现华强集团公司）。与此同时，总参通信兵部也在深圳投资成立洪岭电器加工厂（现深圳电器有限公司）。第四机械工业部（现电子信息工业部）也从广州750厂抽调一批人员组建深圳电子装配厂（现深圳爱华电子有限公司）。第三机械工业部（现航空工业总公司）也在深圳设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办事处（现深圳中航集团）。以上四家就是深圳建市后由两部委和广东省在深创办的第一批企业。基于外引内联，深圳市迈出了中外合资的第一步。”

（一）企业技能人才的积累

基于外引内联策略及其形成的企业群落，深圳市快速积累了一批技术工人。“深圳建特区的前五年几乎没有工业，主要是太阳镜、电子表、尼龙丝和灯具商品贸易。深圳真正搞工业是1985年后，当时深圳确定了投资以外商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发展方针。”[8] 深圳从来料加工起步，通过“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工业，初步积累了建设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三来一补、加工装配行业的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少，企业的产品设计、原料供应、营销管理等环节均掌握在外企手里，这种分工模式不利于深圳外向型经济的长远发展”[9]。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只存在加工制造环节的技能积累，工厂的工人种群积累了初步的劳工技能，但技术积累仍然非常少见。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点是冲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这就意味着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因此，深圳率先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行政管理向间接管理和依法管理转变，允许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10]：放开物价由市场调节，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用工制度和金融管理体制等。这一阶段，深圳既引入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政府又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对投资加以引导，形成了计划与市场的双轨机制。在此期间，深圳经济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为主，“三来一补”的项目占全部引进项目的70%以上，但“三来一补”的企业没有研发能力，其技术主要依赖国外的母公司。然而，正是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深圳经济提供和积累了资金，为其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导向

这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为导向，主要发展加工贸易，深圳完成得“特别好，很成功”，为之后的科技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之所以说完成得好，是因为深圳逐渐拥有了部分在全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如家具、钟表、电视机、珠宝、服装等。在这一阶段，深圳市无论是科技人才还是科技金融、科技载体和创新能力，都是缺乏的，这和当时的国情（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相关。但是，深圳市的战略规划者已经开始提前部署科技力量，1983年深圳大学招收首届本科生，标志着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转型。

二发展阶段：创新制度助力技术升级

“1985—1992年，深圳建立起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全面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为取向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首先在价格制度、工资制度、基建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大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11] 深圳开始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以彩电和收音机为主导产品的格局悄然改变，投资类和通信类产品的工业产值已接近消费类产品的产值，并显示出高新技术产品的产值逐步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它总体上呈现出：制度创新为先导、科技载体初步培育、金融体系初步形成的外向性、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创新生态体系。

（一）全面制度创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深圳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比全国整体上早了十来年。“地方政府对于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引导与支持作用，特别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能否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是一个产业能否保持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深圳在这一时期全面推进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从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从单向改革转向系统改革，从初步改革转向深入改革。”[12]例如，率先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对土地进行公开拍卖，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劳动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险体制等。这些改革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积累了经验，发挥了特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场的作用。大量的制度创新，标志着深圳市的科技创新走向了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第二个阶段。

深圳经济特区自创办以来，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率先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试验。例如，率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形成股份制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局面；率先进行物价改革；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率先改革干部调配制度，通过招聘选拔干部人才；率先改革金融管理体制，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银行。率先进行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架构；率先推行企业产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开辟金融、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等市场，加快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步伐；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率先进行失业和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并逐步建立制度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和试验，深圳率先在全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3]

（二）政府引导创新培育创新型企业

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根据深圳市统计局的资料，深圳从1980年到1999年，累计利用外资200.45 亿美元，涉及67 个国家和地区，外商投资企业1万多家，引入大型跨国公司近200家，世界500强企业有76家进入深圳，内地驻深企业、机构近9000家；进出口总额从0.175亿美元增长到504.3 亿美元，年均递增52.1%，出口总额从0.112亿美元增长到282.11亿美元，年增长50%，至1999年累计进出口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累计超过1912亿美元，连续多年进出口总额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占全国的七分之一。”[14] 这期间，深圳市政府、广东省、电子工业部联合起来成立深圳电子集团，从刚开始的分散工作到整合100多家企业，形成了政府主导产业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深圳产业上水平上规模的阶段，产品已经到规模应用生产阶段，同时开始出口。华为等民营企业正是脱胎于该阶段，从公有制的争论中脱离出来，并发展成为其补充力量。[15] 这一时期，深圳的产业细分市场开始萌芽、发展，市场经济管理机制开始逐步形成，深圳特区的市场经济体系有了框架。

传统的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已难以适应当时国际市场竞争的环境，深圳的经济结构必须进行转型。深圳市政府高瞻远瞩，制定并实施了由传统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的战略。[16] 其标志为深圳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于1985年7月共同创办的深圳科技工业园的诞生，以及赛格科技工业园和蛇口开发科技有限公司等，引导园区内的企业开展科技创新。[17]

深圳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吸引大批国内外的科技人才；以内地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为依托，吸引大批科研成果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并吸收了大批高新技术人才到深圳创业，这一阶段特区产生了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1988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4.5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计算机及其软件通信、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的电子信息产业已初步形成。探索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探索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新道路，建立个人收入与效益挂钩的制度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并为深圳市企业股份制改造积累实践经验。1987年2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从而拉开了深圳市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序幕。[18]

（三）深化人事改革广纳天下良才

深圳经济特区从改革开放之初打破计划管理体制下劳动用工方面统包统分制度开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劳动用工制度、用人制度的创新试验。[19] 1980年启动劳动合同制，1983年深圳市政府正式颁布了《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以法规形式规定了全市新招企业职工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为探索“双向选择”的市场化就业机制进行改革，旨在释放市场活力。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研究确定工资的分配形式。[20]1991年，以《深圳经济特区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简称“人才引进二十二条”）为起点，进入了对高技术、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和人才政策配套阶段，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

（四）培育科技载体汇聚创新资源

1.注重本土人才培养

紧随着深圳大学的建立，1985年深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订协议，合作兴办深圳科技工业园。同年，深圳大学与香港兴华人才开发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合作创办国际科技国商管理培训中心。1988年，深圳大学第一届178名学生获得毕业证，这是深圳市自己培养出来的首批本科大学生。此后，深圳先后引入了中山医科大学深圳医疗中心等人才培养基地。1991年，深圳科技园被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深圳市正式进入政府引导创新资源配置，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特征的创新模式。

2.借力世界智力资源

早在1986年，随着日本企业在深圳的集聚，日本实业家和专家学者组成的日本深圳协力会成立，专门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1992年，以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厉有为为团长的深圳代表团，亲赴美国招聘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外引起良好反响，当即有175名留学生表示愿意来深圳工作。

3.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以科技成果交易为龙头，包括交易、中介、评估、信息服务等机构组成的综合配套技术市场体系正式形成。这标志着深圳技术交易市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的金融和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已经很有竞争优势，不论在银行、保险业，还是基金、证券领域，规模和竞争力都数一数二。1990年，世界首创的高科技成果“聚珍整合系统”在深圳开发完成，这是继“全汉字编码输入与字形输出技术”后的又一项重大突破。1992年，深圳市安科高技术公司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个超导型磁共振成像系统，同年在首届科技成果拍卖大会上，当场成交了7 项成果，成交金额达95.2万元，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做出了有益的尝试。1993年，全国首家采用国内科研成果生产基因工程药物的产业化基地——科兴生物制品公司在深投产。

（五）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科技金融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为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用于经济建设，率先进行了股份制集资试验，公开向社会发售股票。继而，证券登记公司、债券市场先后建立。深圳股份制经济的起步大致在1978年至1986年。为解决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紧张问题，通过借鉴我国香港的经验，发展股份制经济的思路被提出。1983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以县财政为担保对外发行股票集资，成为中国股市发展的起点。[21] 1983—1985年间，深圳银湖旅游中心和宝安县的一些集体企业也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走上了企业股份制之路。

深圳股份制经济整体发展大致在1987—1990年。[22] 1987年3月，深圳市政府决定在原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筹建一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应运而生。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正式成立后，公开发行股票，标志着深圳股份制规范化发展阶段的到来。深圳经济特区自1980年创办到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迅速。与1979年相比，1989年深圳市GDP从1.9亿元增加到93亿元，增长47.9倍，年均增长47%，这一成就的取得与特区各项改革起步较早、涉及领域不断拓展的先行先试不无关系。[23]

早期的深圳证券市场是以债券交易为主的。1985年，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由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牵头，与特区内另外9家金融机构合资创办，其成立适应了特区债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建立股票交易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1987—1990年，深圳金融市场逐步形成，构建了证券公司、银行、信托等多层次资本体系（见表1-1）。

表1-1 1987—1990年深圳证券市场证券经营机构统计情况

金融机构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除了多家国家银行与信托、咨询、财务、保险等10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还有3家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引进25家外资银行和办事处，同时对银行业务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企业化经营和较为灵活的利率活动，建立短期资金拆借市场等。[24] 1986年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国有企业股份试点暂行规定》，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标志着深圳证券市场进入集中交易和规范化发展阶段，大量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开始寻求上市，极大地盘活了深圳市中小型高科技企业。[25] 2000年以来创业板的启动，中小企业板块的建立，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创投公司集聚深圳。扶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吸引了大批人才，科技金融和科技企业交相呼应，直接促进了深圳市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市资本市场也仅有一家证券交易所，单层次的资本市场限制了深圳市金融行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上市公司数量上的限制，而且体现在融资规模上，只能走证券交易所这一条通道，导致证券市场经常供不应求。

三嬗变阶段：完善体系强化自主创新

1993—2003年为深圳市增创新优势阶段，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营机制，并大力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这期间，深圳继续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全面建设和完善各种要素市场。到1997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十大体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例如，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商贸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产权交易市场，推进金融体制创新等。这一阶段，深圳市完成了大量的科技载体、科技文化、科技企业、科技人才、科技金融建设。

●1996年，正式成立高新区。

●1997年，市委、市政府设立“深圳市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标志着深圳科技风险投资体系的创建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1998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做出《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推出22条得力措施，大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1998年，腾讯公司成立。

●1999年，深圳市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在深圳成立集产业发展、教学培训和科研开发于一体的深港产学研基地；虚拟大学园开园。

●2000年，深圳市推出了高层次专业人才“1+6”政策；10月，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创业投资规章——《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在深圳市正式颁布并实施。该规章是全国范围内最早一批科技金融方面的地区法规，旨在进一步吸引国内外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002年，深圳市当时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建筑最具特色的“孵化器”——深港产学研基地综合大楼正式投入使用；深创投正式成立。

●2003年，北大、清华和哈工大三大深圳研究生院成立。

（一）集群发展形成科技企业群落

1992年10月，以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掀开新的篇章。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得更好，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其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近九成），引起全国关注。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和特点：一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若干重要经济指标不断上升；二是崛起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组织；三是成功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四是初步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基于产业链的大中小企业配套系统。

这一阶段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深圳的第一经济增长点。[26] 如1991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仅22.9 亿元，1998年已达到655.18亿元，增长27.6倍，年均递增61.46%；1991年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8.1%，1998年则达到35.4%；高新技术产品的利税由2.4亿元增加到61.25 亿元，增加24.5倍，年均递增58.9%；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也高速增长，1992年出口额仅有1.92 亿美元，1998年达到44.31亿美元，增长22.1倍，年均递增42.6%；1998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仍同比增长19.19%，是同期外贸出口增长幅度的5.48倍。[27]

这一时期，深圳生产类和消费类电子信息设备的一些主要产品，在全国都占有重要位置。深圳电子工业迅速朝高新技术产品方向发展，涌现出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如华为、中兴、创维、比亚迪等具有相当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配套的产业群。许多企业都在高新区设立研发中心，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研发经费已超过销售收入的10%，20世纪90年代末已有5 个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深圳高新区研发中心大致有三类：一是生产基地设在东莞、惠州等周边地区，研发中心在高新区，如联想、TCL、创维等；二是分部式的研发中心，即高新区的企业在办好本地研发中心的同时，还在北京、上海、美国硅谷等地设立研发中心，如中兴等；三是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设在高新区。它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以国内外大学和研究院所为依托，辐射周边地区的研究开发体系。

（二）倡导创新文化推动平台建设

科技创新离不开创新文化等软环境的支撑。在这一阶段，深圳市先后搭建了“国家科技部火炬计划10 周年经验交流会”“首次全球脑库论坛——21世纪的中国与深圳”“火星863 网站”“有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等信息交流平台。1999年，深圳通过全国第一个行业协会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例》，以规范行业协会，保护其合法权益，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扩大科技创新资源流动、培育创新文化做了充分的努力。

1999年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做出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年10月5—10日，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成功举办，成为继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厦门）之后的又一个国家级交易盛会，直接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正是这一年，创立腾讯才一年的马化腾拿着改了66 个版本、20 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首届高交会各展馆，为腾讯拉回第一笔风险投资220万美元，为腾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依托企业发展科技载体群落

深圳开始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应用为导向的科技载体建设。1996年，深圳市依托华为、中兴、华强集团先后成立了首个企业技术中心和首个工程中心。深圳市创新载体建设始于企业，用于企业，从初期就埋下了深圳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的种子。随后，深圳市加强了源头创新的支持与转型力度，依托科研院所的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纷纷建立，先后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以及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中国外经贸部和深圳联合组建的深圳国际能源与环境促进中心等，逐渐形成了集工程中心、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孵化器为种群的科技载体群落。至此，深圳市形成了以企业创新为主导、促进产业共性技术发展为目标的载体体系。

（四）激励人才培育创新人才群落

相对于上一阶段，深圳这一阶段的人才结构和人才数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一是企业从业人员从以加工制造的工人为主，向高新技术研发人员为引领的高端人口结构转型；二是从单一的工厂工人、城市建设者、企业管理者的人口生态体系，加入了创新载体相关人员种群、科技金融相关人员种群和创新网络建设相关人员种群的、层次逐渐丰富、种类逐渐增加的创新人口群落，人口的数量和层次都有显著的提升；三是人才政策的发力，进一步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来深工作。比如，率先设立优秀青年科技奖励基金，率先改革公务员制度，率先引进高科技人才组建信息技术研究所，率先颁布《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创业的若干规定》等人才政策，表明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科技立市的决心和恒心。

（五）政府引导完善风险资本市场

相对于上个阶段，以国有银行、信托、证券为代表的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常规贷款、证券业务为对照，这一阶段专门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风投资金得以快速增长，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国内首个大型投资企业集团——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正式成立。该集团下辖全资、控股、合资的投资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13个，可投资能力已经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28]

这些科技人才、科技载体、科技金融、创新文化等要素的培育与积累，为深圳市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深圳市登记的科技成果272项，跃居全国第四位，首次在全国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城市中名列首位。可以说，深圳市科技创新步入了正轨。

四提质阶段：夯实基础支撑创新引领

2004年以来，深圳市开始加强基础研究，搭建第三代科技园区，建设知识密集型产业。第三代科技园区的本质特征是：以提高人才的创造力为核心。深圳的产业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逐渐转型为知识密集型，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是一种生产要素。对应的创新政策也从上个阶段关注创新环境转入以提高园区整体创造力为特征的第三代科技园区，旨在通过多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平台激发人才的创造力。深圳市科技创新走上了快车道，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加速要素流动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成为主流。这一阶段提出了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加强深港合作，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和谐深圳、效益深圳。先后成为科技部、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并在2017年与中科院共同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双方在教育、科技、产业、资本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一）完善资本市场形成科技金融生态体

自2004年以来，深圳资本市场建设迈出了关键几步，逐步形成今天的多层次结构：（1）深交所的主板和创业板业务，主要面向中小型企业提供上市服务，使之与上交所差异化运行。（2）设立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为全国多个高新区的上万家高技术企业服务，从而成为创业板和主板的优秀企业蓄水池，增强深圳市小微高科技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3）深圳市产权交易市场重启，特别是2009年设立的全国首家区域性非公开科技企业柜台交易市场，是继创业板之后，深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又一里程碑。深圳率先构建完成了包括深交所主板、创业板、股权代办转让市场（三板）、区域性柜台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未来深圳市还将不断改革主板市场，完善创业板市场，激活三板市场，整合产权交易市场，持续吸引科技创新企业和科技金融集聚，助力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持续升级。

（二）协调政产学研形成创新载体生态体

相对于上一个阶段出现的以有形载体为抓手、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的的科技载体建设不同，21世纪以来，深圳市把提高人才的创造力、发挥创客文化作为推动科技载体建设的新思路，对应的是促进知识创造和推出快速响应市场细分需求的产品。以孵化器为例，经过20 多年的发展，深圳孵化器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民进官退”的特点，从原来政府主导成立的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到如今众多由科技企业自发形成的大型孵化器，以及近年逐渐成为深圳孵化器潮流的创业咖啡，都显示出深圳孵化器向市场化纵深发展的特点。目前，深圳已有四家3W 咖啡，数量位居全国首位。距首个孵化器政策出台10年后，2012年11月，深圳市又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相结合的大孵化器战略。[29]

此外，还有规模较大的产学研一体化园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实行开放式管理模式，即在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范围内，不改变政府各部门现有的管辖范围，不打断政府的审批链条，形成政府各部门对高新区支持的合力，充分发挥各部门的积极性。从地域上看，不实行边界封闭，而是与南油、蛇口、华侨城等形成一个大的一区多元的高新圈层。高新区根据现状，实行了决策层（高新区领导小组）—管理层（高新办）—经营服务层（服务中心）的三级管理体制。

同时，深圳经济特区从寸土寸金的地皮中“挤出”100 多平方千米，兴建高新技术产业带，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带，集高科技产业化、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于一体，充分利用企业自身的技术开发能力。[30] 虚拟大学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大学园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全面的科技资源；另一方面，利用企业自身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利用国内外科研力量的技术开发体系。深圳企业把研究机构向外延伸，与全国150多家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康佳、华为、中兴通讯、开发科技等公司还在美国硅谷、韩国、印度等地设立研发机构，追踪行业最先进技术，确保产品的先进性、独创性，凭借政策、体制和环境的优势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加强技术和人才的引进，是深圳近年高新技术发展迅猛、势头强劲的重要因素。

深圳之所以能够在自身科技资源薄弱的条件下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产学研结合始终围绕市场开展。[31] 以深圳虚拟大学园为例，这个由深圳市政府和数十家大学合作建立的产学研合作基地，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公共技术服务及人才培养等功能于一体的载体，创造了“深圳无名校，名校在深圳”的新模式。[32]

（三）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形成知识员工生态体

近几年，深圳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部分企业转型为知识密集型产业，表现为：创意成为生产的主要内容、知识的占有程度成为分配的主要依据、知识消费成为主导消费、知识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就业者。在这四大特征里，深圳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知识劳动者的从业人员和从业比重在逐年增加，大批市场化的创意产业和孵化器在逐渐兴起。当前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17 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中国平安、华为、正威、招商、万科、腾讯等27家深圳企业上榜，体现了深圳高新技术、金融、互联网、先进制造等产业优势，而这些企业大都是以知识创造为核心产品的。[33]

（四）整合国际资源形成全球创新生态体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与国际经济日益融合，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不断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建立国际化的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创新和发展，表现在：

第一，市场国际化。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如今华为已经成为一家经营稳健的国际化公司，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925.49 亿美元，其中海外合同额达70%以上。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于全世界70%的TOP50运营商，英国电信、意大利电信、法国电信、西班牙电信等多家领先运营商都是华为的客户。

第二，开放式创新。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使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对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最重要的是资本和技术资源。[34] 如1999年，腾讯公司只是赛格工业园的一家小公司，在深圳首届高交会上被风投公司看中，美国数据集团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盈科数码一举投下220万美元，保障腾讯成功越过“死亡谷”，有了今天年度总收入达2377亿元的腾讯。[35] 深圳的高科技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加强了与国外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如华为在5G的各个领域与国外巨头展开了合作。通过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了华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使其产品能迅速进入合作企业所在国市场。

第三，市场规则国际化。深圳已基本建立能够按国际惯例运行的市场机制。高新技术企业能按照国际惯例和规范生产经营，与国际市场接轨，如特区的价格体制、货币体制、产品的质量标准、各种认证体系都能很好地与国际市场衔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本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节科技创新深圳模式的关键要素

从创新的驱动力角度来看，深圳走的是“技术、商业、金融、制度（政府）”四轮驱动模式。优秀的商务模式+先进的技术创新组成前轮驱动，便利的融资渠道+宽松的制度环境组成后轮驱动。政府不仅扮演了创新环境塑造者的角色，而且承担了基础理论创新的投资者和创新产品的试用者角色。政府的作用最终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创新资源获取的便利性；二是创新成果价值实现的便利性。深圳市政府在这两点上做得都不错，走出了一套独特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全面创新发展之路。

一坚持企业主体激励自主创新

深圳市坚持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在知识创造源头的大学、科研机构相对紧缺的情况下，依靠市场经济和自主创新走出了一条企业内生研发力量的创新发展之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在快速应对市场需求的同时，加快了产品开发的进程，实现了基于产品开发平台的技术和市场的紧密结合，是链式创新模型的最好体现。基于此，深圳市衍生出了科技人才群落、科技创新载体、科技金融群落等，逐渐形成深圳特色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逐渐成长出了诸如华为、中兴、光启研究院、华大基因等国内外认可的技术研发企业。借助于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圳市可以更加便捷地实现创意和新技术的市场转化，加之快速的技术产品开发能力，其先后实现了从模仿创新、渐进性创新，而后走向本源性创新的自主之路。

二坚持市场导向推动产业升级

深圳市的科技创新始终坚持以面向市场、产品开发为导向，从初创阶段开始，就坚持深港合作和国际化贸易，瞄准全球市场，通过引进国外企业，建立本地的加工制造产业。随着经济的不断积累，深圳不满足于外来产品的加工制造，逐渐依托一系列劳工用工、金融等全面的制度创新，推动国外产品的技术本地化和升级。随着科技载体和创新文化的不断建设，它逐渐培育起以企业为核心、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创新体系。并且随着对基础研究的不断重视，科技产业越来越向知识密集型行业转型。

三坚持制度变革优化创新环境

相对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言，深圳市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实力的提高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密切相关。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深圳市劳动用工制度创新、土地改革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创新等一系列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出现，使得深圳市的科技创新有了稳定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吸引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入驻，进而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逐渐形成了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风投、PE的科技金融种群。并且在2000年以来的科技创新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拥有高新技术产业种群、科技人才种群、科技金融种群、创新载体种群等层次丰富的创新群落，催生了深圳市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优化。

（一）技术转让平台可让创新价值快速变现

深圳市及各区都设立了技术转移促进中心，提供技术转让的中介服务。自1999年开始，深圳连续18年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后来还与科技部共建了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这些交易平台可以让创新技术或成果通过转让直接实现创新者的个人价值。为支持技术交易服务，深圳率先出台了《关于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设立技术服务专项资金，成立科技服务业协会，积极培育和壮大科技服务市场主体，形成了涵盖研发设计、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在内的科技服务体系。[36] 深圳成为国家首批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和“中国创新驿站”首批试点地区。

（二）健全创业支持制度使创新价值实现最大化

在深圳，创业成为创新价值实现的一个手段和过程，成为内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深圳的马化腾、汪滔等人是年轻人创新创业致富的榜样。深圳政府积极出台一系列鼓励创业的政策措施，涵盖市场准入、企业融资、创业培训、创业园区建设等创业的各个环节。深圳市于1987年颁布的《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允许科技人员用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1997年，深圳就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至今已经开展了7轮。2013年，深圳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让创业门槛更低。2016年，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和《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深圳的大企业也支持员工利用自己的创新技术创业，如腾讯公司为离职创业的员工建设了“单飞企鹅俱乐部”。如图1-2所示，深圳创业企业数量正高速增长。

图1-2 1997—2015年深圳新增企业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1998—2016年深圳市统计年鉴。

（三）企业合伙制推动组织内部创新价值实现

深圳按照劳动价值分配制度，已经深入各阶层的组织，为创新者提供制度保障。深圳在全国范围率先打破“大锅饭”，1982年全面试点工资改革，改善劳动分配，在中国内地率先实行“基本工资+绩效奖金”的结构工资制。在深圳的华为，劳动和资本的合伙制是公司价值分配的基础，分配方式中劳动所得（包括TUP/工资/奖金/福利等收入）与资本投入所得（指虚拟受限股收入）设置合理的分配比例，让拉车的人永远比坐车的人拿的多，华为上万人年薪百万，上千人年收入达到500万元。创新者看到华为的分配机制，愿意进华为，锐意去创新。目前，员工持股企业在深圳所占比例正在快速上升。

（四）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价值实现保驾护航

深圳市历来重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为创新者提供法律庇护，全面推进行政、刑事、民事三审合一，先后颁布和修订了《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等法规。首创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参与机制，设立全国第一个知识产权法庭，设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共享和线索通报制度。全面打造“大市场、大监管、大标准、大质量”体系以及“大知识产权”管理体系。[37]

四坚持创新至上确保创新活力

学术界对创新文化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都非常认同，创新文化是创新生态体系中难以复制的基因。深圳文化就是一种创新至上的文化，深圳特区的产生就是伟大的创新之举，特区政府和人民近40年来一直不断创新，推崇创新、支持创新和保护创新成为特区文化的主旋律。

（一）设立深圳特区本身为引领创新之举

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特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之举。深圳特区自1980年成立以来，敢闯敢争第一，曾创造了许多震撼全国的创新。[38] 建区之初，深圳就发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新呐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推出了“按国际惯例办事”的新理念；90年代中后期，又提出了“不让雷锋叔叔吃亏”的新思维。这些超前而崭新的观念，就是“创新至上”深圳文化的原始基因，使创新生态体系始终保持着创新的活力。

（二）移民文化倡导创新乃生存之道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的敢闯敢拼精神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移民一般都比较年轻，除了自己的生活外，没有其他负担，创新的机会成本较低，所以敢于创新。另外，移民离别家乡来到深圳，没有亲人可以依靠，必须靠自己的创新才能找到生存之道。

（三）平等赋予深圳人创新创业机会

“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赋予每个来深圳的人平等竞争的机会。在深圳，无论是机关公务员还是公司员工，都没有作为“外乡人”的心理压力。[39] 深圳“排污不排外”，不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理对待异质文化。人们不嘲笑事业上的失败，不打压观念上的新奇，不歧视生活方式上的独特，体现出一种文化平权主义。深圳市的很多资源对来深圳的人都是开放使用的，包括图书馆的图书资源、政府支持的各类讲座、用于相互交流的公园等。

（四）包容宽待解决实践者后顾之忧

深圳倡导“支持改革者，容忍失误者，惩处腐败者”，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保护外来劳务工条例，使在深圳务工的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2006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写入“宽容失败”的条文。时隔十年，2016年出台的《关于支持改革创新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若干规定》再次强调，“支持改革创新，宽容失误”。深圳这座城市，容忍失败，看重个人潜力和创新能力的文化，鼓励着创新者大胆地创新和变革。

五坚持人才优先保障创新供给

人才是创新生态体系中最关键的资源，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其他资源都是以人才为中心配置的，人才强则生态强，人才弱则生态弱。深圳市政府一直很重视人才，制定并实施了“人才强市”战略。政府对人才流动持开放态度。1992年，深圳市政府首次组团赴海外招聘人才，开全国先河。政府先后出台实施高层次专业人才“1+6”计划、孔雀计划“1+5”意见、“人才安居”工程、积分制人才引进办法等一系列专项人才政策。2016年制定实施了“人才新政81条”，2017年又推出“十大人才工程”，《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于2017年11月1 日起施行，每年11月1 日为“深圳人才日”，不断强化的人才政策有力促进了创新人才集聚和发展。

（一）宽松的落户条件降低潜在创新者的进入门槛

为吸引人才，深圳主动打破户籍、年龄、身份、人事关系等影响人才合理流动的“壁垒”。深圳的入户门槛相对较低，作为国内一线城市，具有普通高等教育专科以上学历，且年龄在35 周岁以下的人员；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且年龄在45 周岁以下的人员；具有技师职业资格，且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人员，都可以申请落户深圳。即使户口没有迁入，自2008年开始，深圳实施居住证制度，持有深圳“居住证”的居民子女，可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持有10年长期“居住证”的居民将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充分践行“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承诺。

（二）优厚的资助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的高端创新者

深圳对创新人才不但想引进来，还设法留得住，为认定的创新人才提供购房补贴、租房补贴、生活补贴、创业项目补贴、创新项目资助等，目前每年的人才补贴和奖励预算为44 亿元。2014年出台《深圳市人才安居办法》，学士都能领取1.5万元补贴，院士的购房补贴上千万，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奖励补贴最低也有160万元。2016年5月4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财政每年拨款10亿元用于人才建设。深圳对人才的诚意感动了国内的优秀人才，百度地图《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中，在全国60 个主要城市人口吸引力榜单综合排名中，深圳蝉联第一。深圳海外人才引进数量从最初的不足千人，到连续17年超千人，目前已经达到6万人的规模。

（三）柔性人才引进方式提高创新资源的流动速度

柔性引进是一种灵活、弹性的人才引进机制，其最大的特点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求所在，但求所用。2002年，出台《深圳市办理人才居住证的若干规定》，确定了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自由流动的人才柔性引进机制。[40] 后期，深圳通过人才“1+6”文件建立了体现能力、突出业绩以及适应该市发展目标、切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并明确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问题、子女入学问题、配偶就业问题、学术研修问题以及国（境）外高级专家特聘岗位设置的解决办法。这些政策文件对人才的柔性引进工作做出指引。深圳的柔性引才机制在医疗卫生“三名”工程[41]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柔性引进的人才既可来深圳开展创新工作，又可以在自己现有岗位上承担与深圳单位联合创新工作，加快了创新资源的流动速度。

（四）企业全球战略布局把控创新资源流动主动权

企业研发中心是企业凝聚人才开展技术创新的平台和基地，也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42] 深圳企业在全球布局设立研发中心，主动利用国外的创新资源，将创新生态体系延伸到全球范围，有利于将异质性创新资源引入体系内，加快创新种群进化的速度。华为早在1999年就在俄罗斯设立了数学研究所，吸引俄罗斯顶尖的数学家参与华为的基础性研发，到2016年底，华为累计在全球布局了47 个研发中心。[43] 中兴公司累计在全球布局了20个研发中心。金蝶公司2010年在新加坡成立了首个海外研发中心。比亚迪公司2015年在巴西设立研发中心。至2016年底，华为、华大基因等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一批研发中心，境外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研发企业累计达85家。根据规划，未来深圳将在国际创新资源高度密集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以色列等国家布局，分批建设10个海外创新中心。

六坚持载体建设提升创新平台

创新载体是创新成果的出生地，创新生态体系的进化成果直接就在创新载体中显现。创新载体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但创新成果的产生之日离其产生经济价值回报之时一般都比较远，企业建设应用技术创新载体会受到较大的资金压力，而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载体，只有政府才有动力投入。因此，创新载体的建设，多数情况下离不开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深圳市政府在创新载体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一直都是只增不减。

（一）稳步推进科技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像创新资源的“聚宝盆”，其强大的科技资源集聚能力，随着重大设施布局的扩大，集群化优势将不断显现。其产生的大量基础性创新成果，能够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极大增强区域的源头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深圳已经建成三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投资12.3亿元）于2011年建成并投入运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投资1.6 亿元）于2007年动工并于2011年运行，国家基因库于2011年1月获批立项并于2016年6月建筑主体工程完工，建设期间已经产生多项世界级创新成果。由深圳参与建设的“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2017年初获得国家批准。

（二）高等教育的国内外合作办学亮点频出

深圳的高等教育由于历史原因成为其创新生态体系中的重要短板，为发展高等教育，深圳市政府创新了多种发展模式。1999年建立的深圳虚拟大学园，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按照“一园多校、市校共建”模式建设的产学研结合创新园区，聚集了58 所国内外知名院校在深设立研发机构240家。2000年，深圳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创办“深圳大学城”——以培养全日制研究生为主的研究生院群，已经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聚集、高水平科研、高新科技信息和高层次国际交流的平台。2014年正式招生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和深圳吉大昆士兰大学组成深圳东部国际大学城。2017年4月，由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教授领衔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和由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领衔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科比尔卡创新药物与转化医学研究院同时成立。

（三）各类创新载体不断优化产出绩效显著

截至2016年底，深圳各类创新载体有1493家，它们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创新绩效正在不断优化。一是通过载体建设集聚了大批科技创新人员；二是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三是发挥了财政资金引导社会创新投入的作用。[44]

（四）体制机制改革助力创新载体不断突破

深圳自1996年与清华大学共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开始，就一直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建设了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深圳国创新能源研究院、圆梦精密制造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200多家。[45] 2012年12月，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制订了《深圳市促进科研机构发展行动计划（2013—2015年）》，新型研发机构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运作市场化、科研导向国际化、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果转化多样化和创新融资项目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得以快速成长。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经过10年的发展，目前高层次人才规模达2243 人，拥有501名海归精英，院士2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 人、“千人计划”32 人、“百人计划”38人，建成广东省创新团队7 支、深圳市孔雀团队2 支，成为国内海归密度最高的研究机构之一。[46]

2010年底，获教育部同意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承担着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探路者角色，从初期秉持“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改革理念到后期调整的“弱行政化”理念，去除行政干预学术，实现教授治校和行政执行力的统一。校学术委员会在教师聘任、职称评定等学术有关的事务中行使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47] 新的体制机制改革给南科大带来强大的成长能力，目前引进的357名教师中，包括14名院士、36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13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60名“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147名入选深圳市“孔雀计划”。其中，90%拥有海外工作经验、60%拥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其国际化程度和科研师资水平甚至超过不少“双一流”大学。[48] 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实验室——格拉布斯研究院已经在南科大成立。

七坚持知识共享丰富创新资源

OECD的《国家创新系统》报告指出：在人们、企业和制度之中的知识流动对于创新过程是关键性的。[49] 广泛的知识共享网络和快速即达的创新传导途径能够激发创新的萌芽与成长，把每个潜在关系变成一个互惠的实实在在的经济交易和学习交流，把任何一个经济环境变动和技术事件转换为真正的效益增长和创新提升机会。创新种群之间知识自由流动，相互促进强化了种群共生进化的能力。

（一）图书馆之城让科学技术知识随处可取

深圳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设施网络、图书发行网络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深圳支中心等社会知识共享的基础设施。它有罗湖、中心和南山三大书城，遍布深圳市的图书发行网点37个。[50] 另外，还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463 个。根据深圳市2016年统计年鉴，全市有公共图书馆620座，总藏书3282万册，与“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构成公共图书馆设施网络，形成城市生活的“十分钟图书馆服务圈”。深圳的公共图书馆全面、全天候开放，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覆盖全市、布局均衡、资源丰富、技术领先、互联互通、便捷高效的一体化、现代化、智慧型“图书馆之城”，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将使创新所需的知识资源随处可取。

（二）领先的知识分享技术让知识随时可用

1998年11月在深圳成立的腾讯公司，于1999年2月自主开发的基于Internet的即时通信网络工具——腾讯QQ，支持知识的分享、储存和搜索等，并可与多种通信终端相连。由多个具有共同兴趣的 QQ 用户组建的QQ群，提供小群体网络交流活动平台，群成员可以基于利他动机和自我发展动机分享自己的知识，通过移动通信技术，这些知识随时可用。后期的微信产品将知识分享的功能进一步扩展，用户不仅可以分享自己的知识，还可以相互推荐有价值的知识。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深圳市网民规模达到965万，其中97.7%的人使用微信。[51] 据统计，深圳网民中，20.6%的人曾通过网络创业，28.6%的人在未来一年内有通过网络创业的计划。[52] 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网络信用体系的建立难度大幅下降，将更有助于知识分享。

（三）能力提升资助计划引导个人能力提升

从2008年至2016年，深圳市总工会首创的圆梦计划已成功举办九届，累计投入经费4500万元，共资助6525名优秀农民工和困难职工报读专本科学历教育，为2万多名职工提供了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中职教育。深圳市盐田区政府与高校合作每年资助500名从业人员提升学历，个人仅承担学费的20%。全市社区开展各类教育培训覆盖率为95%以上。国内外著名高校在深圳设立的培训机构为高端人才能力进阶提供了机会。这些能力提升资助机制为市民提高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

（四）定期举办的各类论坛让知识快速导入

已经举办了十八届的高交会，每次盛会都有各种权威机构举办的高端发布会和各种论坛会议、沙龙等活动，第十八届会议期间举办以上活动243场，32位外国政府高级官员、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并发表了演讲。2004年开始举办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三届。还有各行业协会组织的各种技术发展论坛，将行业的最新技术发展资讯带入了创新生态体系。

（五）深港合作推动知识的双向流动与共享

2007年5月，深圳和香港签署《“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标志着深港创新圈建设正式启动，深港合作进入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新时期。以深港创新圈为主体的源头创新体系建设已基本完成，形成物理空间布局合理、技术层次分布均衡、创新人才梯队整齐、产业汇聚优势明显、辐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的创新圈，深圳的资源性和原创性缺乏问题得以缓解。[53] 截至2016年底，6 所香港院校累计在深联合培养各类人才9211名，在深设立科研机构72家，承担国家、省部级及市级科技项目1128个，获得专利110余项，转化成果及技术服务269 项；注册企业79家，注册资金约2.9亿港元。[54]

八坚持资本力量助推创新转化

创新成果的价值发现依靠谁？靠政府？这条路已经被证明走不通，市场化改革经验表明要靠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有着成熟的价值发现机制，创业投资机构、证券投资机构、研究机构等会对从初创期到上市公司的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持续的调研和评估，经过不断博弈形成相对公允的市场价格。[55] 截至2016年底，深圳市银行业总资产7.85万亿元，法人证券公司总资产1.25万亿元，法人保险公司总资产3.6万亿元，三者合计约12.7万亿元，金融业资产规模稳居全国第三。深圳市政府深知资本市场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大力扶持和发展资本市场，通过银政企合作、科技保险、天使投资引导、股权投资等支持方式，撬动银行、保险、证券、创投等资本市场各种要素资源投向科技创新。[56]

（一）风险投资市场

创新企业最重要一跃都离不开资本的扶持。[57] 早在1999年，深圳市政府就发起成立专业从事创业投资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目前，深圳地区是全国本土创投最活跃的地区，VC/PE机构接近5万家，拥有创投机构数量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注册资本约3万亿元，前20强有一半是来自深圳的创投企业，全国1/3 风投创投人才队伍在深圳，使得深圳成为全国管理本土投资资本总额最多、创新动力最充足的地区。深圳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创投生态体系，正朝着国际风投创投中心城市迈进。据《深圳金融发展报告》统计，截至2015年底，深圳创投机构管理资本总额超过4000亿元。深圳创业风险投资项目涵盖网络、IT服务业、生物科技、医药保健、IT、新能源、高效节能环保技术等20多个细分行业，投资行业类型丰富。在各创投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深圳成功投资培育了3万多家科技型企业。[58]

（二）传统银行的科技金融支持

2016年底，深圳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6.44万亿元。深圳信贷市场积极发展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服务，政府通过鼓励科技项目贷款、成立科技支行、组建信贷资金池等方式加大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力度。截至2016年底，银政企合作项目累计入库917 项，政府对入库项目给予5000多万元贴息支持，300 多个入库项目获得合作银行40 多亿元贷款。深圳科技企业信贷款余额逐年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三）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支持

科技企业在深圳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有三个渠道，即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市场和创业板。截至2016年底，深圳境内上市公司达233家（其中，中小板94家、创业板62家），排名全国第六；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4.35万亿元，排名全国第三。深圳市共有“新三板”挂牌公司697家，其中创新层65家。2016年，深圳共有92家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融资达1101.92亿元。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帮助科技创新者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成就了不少科技创新的亿万富翁。[59]

[1]《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018年3月5日。

[2]李振国：《区域创新系统演化路径研究：硅谷、新竹、中关村之比较》，《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6期。

[3]李万全：《从“创新中心”的转移所想到的》，《企业文明》2006年第5期。

[4]唐晓华：《企业管理传承性创新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视角》，《产业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

[5]周轶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分析》，《改革与开放》2018年第4期。

[6]赵天奕：《雄安新区建设思路与策略——基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建设经验的视角》，《河北金融》2017年第10期。

[7]佚名：《深圳电子工业发展历史回顾》，2016年8月10 日，华强电子网（http://tech.hqew.com/news_1346032）。

[8]唐杰：《“新常态”增长的路径和支撑--深圳转型升级的经验》，《开放导报》2014年第6期。

[9]唐杰：《“新常态”增长的路径和支撑--深圳转型升级的经验》，《开放导报》2014年第6期。

[10]陈湘桂：《两广经济发展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改革与战略》1998年第3期。

[11]周轶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分析》，《改革与开放》2018年第4期。

[12]魏达志：《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改革与创新》，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