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山水诗的“造境”

山水诗，自六朝兴起，到盛唐形成了表现自然田园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派，后来它逐渐成为古代文人寄托主体情思的重要艺术媒介，他们往往通过山水境界的创造来传达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然而，山水诗是由汉语来呈现的，汉语又是由语音和方块字共同组成的语言系统，它既保留着象形文字的原始形象性，又具有拼音文字的语法规则性，这种语言质素的双重性，决定着山水诗在艺术意境的创造上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

一 字的意象性与山水诗形象的立体效应

古汉语属于表意文字的体系，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其主要的造字方法，它们最大的特点是来自日常生活，模拟自然，形象生动。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古者庖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说文解字序》）这种直接取诸自然山水的汉字，或象形，或指事，它们对强化山水诗的语言再现力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如山、川、日、月、旦、夕等字体直接状写物体原形，诉诸人们的是物象的外观或整体特征的视觉效果；而潺潺、灼灼、叮咚等字体也是采用形声或会意方法构体，诉诸人们的则是水的流动、风的呼啸、动物的啼鸣等听觉效果；主体的视听印象与自然山水的原形实貌相结合，便构成了汉字的意象品格，^[1]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特征。

汉字的意象性带来山水形象的立体效应，也就是说汉字的意象性能把山水形象生动活泼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如谢灵运诗：“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登永嘉绿嶂山》）“澹潋”是形容江潭上烟雾弥漫的情态，“团栾”则描摹出修竹丛生簇拥的生动形象。再如刘长卿诗：“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响。”（《送灵澈和尚归寺》）“苍苍”状写竹林寺隐约不清的视觉效果，“杳杳”描写古刹晚钟悠悠的听觉感受，这种视听感受与竹林寺和晚钟声的原形实貌相结合，便为读者绘声绘色地再现出山水景物的生动形象。所以，在古代山水诗文中往往大量出现状形物色的字眼。如“活活夕流使，嗷嗷夜猿啼”（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算游城岁月遥”（张祜《枫桥》）、“布石满山庭，磷磷洁还清”（姚合《题金州西园九首·石庭》）、“清冷无波澜，潎潎鱼相逐”（姚合《杏溪十首·石潭》）等诗句，利用汉字的造型功能，让读者逼真地感受到山水的立体形象：夕阳之下流水奔腾不息，发出“活活”的流动声响；在月明夜深之际猿猴的“嗷嗷”之声，响彻在寂静的山野和空旷的林中；还有枯黄的野草在飒飒的秋风中摇曳，清澈的流水在石上无声地流淌。

二 词的多义或意义的含混与山水诗形象的虚实相映

字的意象性是汉字的特性，词的多义或意义的含混则是语言的普遍法则，它是构成山水诗艺术形象的基础和生成艺术意境的重要途径。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瑞恰兹认为文学的语言具有多义性，多义的语言导致文学语言的情感性、联想性和虚构性。后来燕卜逊在瑞恰兹的基础上提出“意义含混”的理论，指出文学语言往往是在多义中显示出含混，或在含混中显示出多义。“‘含混’本身可以意味着你的意思不肯定，意味着有意说出好几种意义，意味着可能指二者之一，或二者皆指，意味着一次陈述有多种意义。”（《七种含混语态》）就山水诗而言，被诗人描述出来的山水形象，它能够把隐在部分或称虚空部分借助读者的联想呈现出来，读者联想介入文本，使有限的描写山水的语词，具有多种意义指向。如温庭筠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再现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自然景象，又指向清晨有人经过霜雪覆盖的板桥，最后才透过这清寒夜行人的形象来传达人世奔波之苦。在古代，人们把这种意义的含混特征称为“言外之意，弦外之响，象外之象”，它强调不宜执著于言辞，而应宣心写妙，言短意长，意余言外，让人们在联想与想象中直接进入对诗歌意味的把握。

词的多义或意义的含混带来山水诗的联想功能，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一书中将这种由词的含混所引发的联想分为三种：抽象联想、谐音联想及上下文引起的联想。如柳与离别、鸿雁传书与两地相思为抽象联想，王维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即是以柳树的形象来暗示离别的在即。谐音联想是指音同而义不同，人们由此及彼、由物及人而展开联想。刘禹锡诗：“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以“晴”与“情”的谐音，联想到人的感情难以捉摸。而上下文的联想是指依据上下文的语言环境，人们由此展开对眼前山水景象的虚象联想。如李白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敬亭山》）在李白眼中既无鸟亦无云，只有敬亭山与诗人自我相伴，但在读者眼中却是众鸟高飞、白云闲逸的景象，从而感受到诗人李白宁静的心灵境界。

然而，不管何种联想，它们都是要实现对实象的突破和对虚象的生成，让人们在联想中把握到超越有形山水的深层底蕴，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对虚象的构造，让读者有更多的联想空间，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效果。唐人皇甫松《问李二司直所居云山》：“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色东西几多？朝朝几度云遮？”没有直接地描摹山水景色，句句是虚却又句句映实，它使人联想到李二司直居所水流、树绕、花开、云飞的清雅悠闲，也点出李二司直的高致雅洁、超尘脱俗、隐然世外的心灵境界。尽管诗中不着笔于居所，但却写出山居的静谧邃深；尽管诗人不着笔于李二司直，却借山水形象烘托出主人的超尘绝俗。又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不同于《问李二司直所居云山》的以虚映实，这首诗是以实生虚，诗里出现飞鸟、人踪的实象，实际上并不存在，连云山、万径都被茫茫的白雪覆盖，一切都化为白色的莽原，停留在静寂萧森之中，但一叶孤舟和一位披蓑持竿的渔翁，却把宁静世界的生命意味传达出来。古代这种以虚映实和以实生虚的手法，把虚象和实象结合起来构筑完整的山水形象，成为他们构想艺术联想空间的重要方法。所以，明人谢榛说：“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此诗之权衡也。”（《四溟诗话》）

三 诗歌语言的独特句法与山水诗境界的层深性

文学语言不仅具有意义含混的特征，而且在语法上超出普通规则束缚具有较大程度的自由性。俄国文学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语言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它是诗人使用作为中断注意力的具有特殊程序的语言，因而能够造成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这种特殊程序的语言，没有普通语言那种烦琐的语法要求，可以允许诗人在关键处着意推敲，借助诗歌语言的独特造句技巧，去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地呈现山水形象。如王安石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其中“绿”字对“春风”、“江南岸”的连接功能非常重要，它表示春天带来葱葱的绿色世界，也暗示春风吹拂江南从复苏到绿枝摇曳的景象。这样，便达到“以大称小”、“以一总万”、“以少胜多”、辞简意丰的艺术效果，并形成艺术意境的层深性，让山水形象蕴涵多重意味。这种句法造型特点具体表现在省略和倒装两个方面：

（1）省略。它尽量减少虚词，多用实词来呈现意象，虽然语意出现断续性，但是意象的效果比较集中鲜明，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对山水景观的表现上。王维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即大量地省略主语，塑造出来的是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其中的山色、人语、阳光、青苔等处于相同的位置，构成共同的非人格化的山水意境，主体与客体、隐者与山水成为混然的整体，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客体的山水实象，也是主体超现实的心灵境界。再如马致远的散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秋思》）也是大量地省略连词、动词及过渡性词汇，诗歌把各种有关荒寒天冷、天涯漂泊、游子断肠的意象组接起来，共同设置人物活动的特有氛围或语境，它们虽然缺乏外在词义的连接性，但是由多种实词构成的语境把内在的意义衔接起来，艺术意境也在意义的衔接中无形地被呈现出来，并具有层深性的审美特征。这种省略句法表现出山水诗创造的写实性，并在山水诗造境的过程中被广泛地运用。如：“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阴铿《渡青草湖》）“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杜甫《奉使崔都水翁下峡》）“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刘长卿《秋杪江亭有作》）都是大量运用实词呈现意象，山水形象直观地出现在读者眼前，而无须通过词义的连接来转述和表现。

（2）倒装。它是倒置秩序，颠倒诗句的前后意义顺序，切断诗句语义的自然流动方向，让意义通过艺术处理出现回旋反复的波折，取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效果。如王维诗：“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其中“楚塞”与“荆门”应分别为动词“接”与“通”的宾语，如今置于句首，各与“三湘”、“九派”并列，其间又无任何语法联系，词义的自然流向被人为地切断，但意象的曲折性与意境的层深性却被呈现出来。又如谢朓诗：“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和徐都曹出新亭渚》）其中“动”与“浮”应分别为“日华”与“风光”的动词，如今被置于句尾，使得“日华”、“风光”与“川上”、“草际”之间没有语法联系，词的正常语序被拆解，出现了错置性的艺术表现效果。再如王维诗：“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把“浣女”、“渔舟”均放置在动词之后，中间也没有连词把两个分词连接起来，给接受者先抑后扬，先听其声后见浣女，先见莲动后见渔舟的全新感受，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经过几波几折的情感体验，最后才领略到如入其境的美感享受。这种倒序的句法结构又表现出山水艺术的层深性，它把诗歌语言与日常语法区分开来，既能再现山水形象的立体感，又能引导接受者参与艺术意境的创造活动。如：“寒鸟树间响，落星川际流。”（何逊《下方山》）“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上官仪《早春桂林殿应诏》）都是错置语序，打破常规语法运行规则，让艺术意境表现出层深性特征。

总之，字的意象性，词的多义性以及语法的无规则性，使诗歌在山水意境的创造中表现出“意在言外”的特点。宋人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就是指词对意象的呈现性与词义的含混特征带来的意象生成性，出现“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美感效果。

注：本文撰写于1992年10月，当时主要参考了刘若愚《中国诗学》、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丁成泉《中国山水诗史》等。

［原载台湾《国文天地》第210期（2002年11月）］

[1] 周扬、刘再复：《中国文学》：“汉字具有表意性特征，它自身的排列有时就可以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分册）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