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后国际金融秩序最重要的遗产。以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还是浮动汇率时代，市场动荡持续，金融危机频发。原本以解决收支问题、确保金融稳定，并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为目的国际金融体系，却在历次危机中无能为力，甚至为持续性全球失衡深埋隐患。

在过去40多年间，新兴经济体以经济快速增长、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外汇储备大规模累积方式实现了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在高储备的推动下，将资本输往美国等逆差市场，成为全球债权人，在全球失衡中形成“穷国”为“富国”融资的格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大型新兴经济体即已成为系统性重要性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要求国际金融秩序进行相应的改变。然而，从历史经验看，新的金融体系的建立往往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变化。艾肯·格林（2009）将这种滞后效应称作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比如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英国支配国际货币体系的时间要长于英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控制力的时间。美国早在“一战”前就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美国金融实力主要是在“二战”期间形成。作为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人，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决定性地位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以黄金-美元本位制的确立为核心。

改革现有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储备货币体系、重组和增设多层级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建立多层次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未来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核心内容。建立超主权货币、改革特别提款权以及提升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元货币的作用，是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重要路径选择。同时，在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的基础上，以体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重要性为核心开展增量改革，建立新的金融机构，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途径。在国际金融体系重建时期，如何化解全球金融风险是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挑战。建立多层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对阻止危机深化、防止危机蔓延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提升中国在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参与创建新的多边金融机构，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实力，也极大地改善了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无论实现路径如何，建立一个更为稳定、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既符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顺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1] 本文在此认为国际金融治理的概念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等同，并不做刻意的区分。

[2] https://www.unitar.org/event/full-catalog/global-financial-governance-2013#sthash.sYoCdreU.dpuf.

[3] David Held，Kevin Young.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Principles of Reform.http://www.lse.ac.uk/IDEAS/publications/reports/pdf/SR001/SR001_held.pdf.

[4] http://www.imsreform.org/about.html.

[5] 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是在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的一种非正式伙伴关系。不过相比G7和BIRCS，MIKTA的合作机制更为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