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说，1923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年春天，青年卢卡奇发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同年，柯尔施（Korsch）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两部著作不约而同地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评，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同时，他们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主体性与革命批判性的特征，形成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在受到理论界的批评之后，卢卡奇在1925前后写下了《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930年，柯尔施写下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反对以机械决定论为理论内核的正统理论以及用康德主义来解释马克思思想的修正主义。正是在这篇文献中，柯尔施称他和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开始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话语中。在此之后，一种不同于传统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很快流行开来，并直接影响到当代的理论建构。1955年，梅洛-庞蒂发表了《辩证法的冒险》，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他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题来讨论卢卡奇的思想及卢卡奇所要回答的问题，并对当时法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进行分析。1981年，英国学者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内地出版，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名的理论思潮开始出现于中国的学术界。1982年，中国内地第一本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也逐渐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经过二十多年的资料积累和学术探讨之后，如何深入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及其内在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依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非常复杂，本书主要关注其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代表人物的主要哲学理念。

1．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缘起

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理论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是其创始人对当时历史情境的一种理论反应。

19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到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就西欧较为发达的国家而言，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在资本主义的这一稳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资本的对外扩张使国家的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与普及，越来越需要一种组织化的政治秩序和法律规范。就无产阶级而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随着科层制管理的普及，一些工人开始成为公司的管理者，无产阶级内部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了工人贵族阶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显得日益稳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似乎越来越薄弱，马克思曾做出的预言也似乎越来越成为空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成为当时的理论难题。

面对这种情况，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同回答。在伯恩施坦看来，今天的历史情境已不同于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随着财富的扩散和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席位的增加，通过议会进行一种合法性的斗争日益重要；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抵御危机的能力的增强，想通过危机来实现革命也似乎越来越不可能，这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需要加以改变。“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创造一些状态和先决条件，它们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一定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某一时代的发展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时代里，还完全不知道今天的传播和争取法律的方式，或者只知道这些方法的很不完善的形态，而适合于这一目的的机关是没有的。”

与此相反，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带有经济决定论特征的解释框架。按照这种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旦危机发生，就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把马克思的思想看做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晚年恩格斯就曾经批评过：如果有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如果经济能够决定一切，那么主体的意识也就无关紧要，一种等待革命的观念就会产生，这当然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意味。问题在于：在新的条件下，这一解释框架又何以能盛行呢？其实，这样一种解释框架也是应对当时历史的一种策略。按照这一解释逻辑，虽然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长足而稳定的发展，但它无法改变自身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矛盾，资本的本性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因此革命必将会到来。这种带有宿命论的解释，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反而具有了一种信念与安慰的意义，体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处于低潮时的一种无奈的希望。“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所担保的经济基础的运动规律……确保了现存倾向的转变特征和工人阶级在未来的革命重建。”

在这两种对立的解释中，列宁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实现了对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与弘扬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统一。列宁也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为历史前提，但列宁看到，这种历史转变对发达国家与俄国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效果。伯恩施坦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后果，而列宁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结构转变中将矛盾转嫁到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现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在俄国聚集后展示出来的历史情境，以及俄国本土社会转变中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历史情境中，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的重要性，没有这种革命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实现了马克思思想的俄国化，他重视阶级意识的作用，并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早年的葛兰西从克罗齐哲学出发，将十月革命看做是反对《资本论》的胜利。葛兰西说：十月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了其内在的、生机勃勃的思想。总之，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把导师的著作变成不变的教条和不许讨论的宣言。他们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思想的继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自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他们创造着社会，他们彼此联系、相互理解。在这种相互联系（文明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他们了解经济事实，对经济事实做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事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像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开辟道路。”当然，葛兰西的这个论断要结合当时的理论语境具体分析，他所针对的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资本论》，而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按照经济决定论框架所解释的《资本论》。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在随后两年的欧洲，爆发了一系列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似乎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很快能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获得胜利。但随着这些运动陆续失败，使人们对这一运动中的指导策略及其哲学基础展开了反思。在这种反思中：一方面，人们从哲学理念上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思维，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主体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在思想史的维度上，黑格尔取代了费尔巴哈，成为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处于理论的误解，一些学者将列宁及后来苏联的一些学者思想，看做是第二国际时代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延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卢卡奇与柯尔施等人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思路。虽然葛兰西的思想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日益被世人所了解，但鉴于他在《狱中札记》中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特别是他对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强调，也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开创者。

如果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位创始人身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比如在面对列宁时，柯尔施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发，将列宁看做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卢卡奇在接触到列宁的著作、尤其是《哲学笔记》之后，认为列宁的探索要远远高于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分析，同时他从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思想出发，认为自己对阶级意识的强调，也合乎列宁哲学的要求。葛兰西从苏联回国之后，认为他的思想直接来自于列宁，他甚至称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保罗。如果从他们的理论特征来看，卢卡奇更具哲学家的气质。柯尔施在关注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批判精神的同时，强调马克思思想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社会学思考的特征。葛兰西则强调哲学的政治意义，并从相对落后的意大利出发，提出了一些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概念，强化了马克思哲学的政治之维。虽然在思想上存在着差异，但这三人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都强调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传统，以此强调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主体批判精神。第二，他们都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方法，注意马克思思想中多学科之间的关联。第三，都注意运用当时的理论成果来丰富马克思思想的具体内容。他们都在革命失败后，开始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探索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路，并影响到后来的许多学者。

2．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源自于对特定历史情境的历史任务的反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解释的反应。在这样一种反应中，他们没有简单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而是运用新的理论成果、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并力图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思想来批判地面对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时的各种思潮。但随着历史情境的变迁以及思想逻辑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又体现出不同的理论兴趣与问题意识。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是无产阶级主体意识与革命问题；而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对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根基处；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已经达到了极致，开始了一种逻辑转换，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简要描述这一逻辑演进过程，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是非常必要的。

具体说来，这一思潮的逻辑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10年代后期到30年代，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卢卡奇从新黑格尔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进入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他一改传统研究中以费尔巴哈来注释马克思思想的倾向，重新强调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以历史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思想是对物化意识的超越，并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特征。在卢卡奇的理论建构中，融进了当时最新的理论成果，如韦伯、齐美尔、李凯尔特与狄尔泰等人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以及新黑格尔主义思潮，并力图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地分析这些思潮，将它们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律背反在思想上的体现，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反对正统的解释，宣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需要继承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否定了马克思所有的结论，仍不妨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被机械化了，由于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第二国际的解释框架使马克思主义退回到了前康德哲学的水平。由于不理解马克思思想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总体关联，马克思的支持者与追随者们，虽然在理论上与方法上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却将马克思的理念碎片化了，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成了能够解释一切的庸俗唯物主义。柯尔施重申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关系，重新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强调主体批判的革命的社会理论。在他看来，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理解马克思思想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卡尔·马克思》中，柯尔施对马克思思想中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说明，构成了全书的主题。在早期的葛兰西那里，由于受到克罗齐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强调主体性是其思想的重要特征。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定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角度，对实践哲学的政治之维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策略的建构，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拓展与逻辑深化时期。

1923年2月3日，在魏尔（Felix Weil）的赞助下，德国教育部协同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23年夏，魏尔开办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目的在于讨论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以期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而“纯粹”的理解。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卢卡奇、柯尔施、波洛克等人参加。1930年，霍克海默出任第二任所长，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研究纲领，即“批判理论”。1932年出版《社会研究杂志》。正是在霍克海默的主导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先后吸收了一大批当时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阿多诺、本雅明、弗洛姆、格罗斯曼、古兰德、博尔肯诺、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内格特、诺曼、奥菲、波洛克、施密特、韦尔默尔、维特弗格尔、哈贝马斯等，这些学者围绕着共同纲领，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全面反思，形成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与卢卡奇和柯尔施关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关注的是如何批判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将批判的焦点聚集于法西斯主义，从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等方面对法西斯主义展开批判。到40年代，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在迁到美国并目睹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之后，他们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理念，并把大众文化的批判引申到对西方文化根源的批判，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在这一时期，工具理性批判构成了他们的哲学主题。

到60年代，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重新关注，一些学者从早年马克思的“人”与“异化”理论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同时，倡导一种“人”的解放的哲学。在这方面的探索中，出现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布洛赫、马尔库塞、早年列菲伏尔、弗洛姆、萨特等人是这一主题研究方面的重要代表。但与古典哲学从“类”出发的“人”的哲学不同，这一时期的人学理论是以个体的生存为核心的新人本主义。这一人本主义思潮受到了阿尔都塞的批判。在阿尔都塞看来，“人”是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人本主义化，正合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阿尔都塞的批评，推动了人本主义逻辑的自我瓦解。

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内在冲突与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时期。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发生了重大转向。以工具理性批判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的逻辑推到了极限，这促使一些学者开始追寻一种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另一种文明模式，这正是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所做的努力。当阿多诺以“星丛”理论来取代主体的形而上学时，一种异质性的哲学经验和一种后现代式的哲学理论模式开始产生，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大逻辑转折。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对“主体”的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进一步冲击着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逻辑，并使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成为重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方法。一些学者从这里出发，结合当代思想的总体转向，引申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方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的一种反应。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到发展，所面对的主要是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这也是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以及萨特等人所倡导的新人本主义理论所要批判的对象。从6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到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组织化资本主义到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转变中，产生了后现代思潮。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就是针对这一社会转变展开的。另外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些学者看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消费社会的崛起。消费开始取代生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正是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一些学者开始从现代性批判转向了后现代性批判，这是列菲伏尔、德波、早年鲍德里亚的重要主题。到鲍德里亚70年代写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时，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已经不再能够面对以符号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对生产逻辑的否定构成了他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过渡点。

3．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定位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引入到国内学术界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研究初期，学界关注较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得较多。后来，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的日益拓展，学界又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产生了很多争论。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学界开始更为客观地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及其内在问题，并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从过去的流派了解和人物介绍，开始转向对其内在逻辑的批判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为我们从自己的研究成果出发来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理论借鉴的视角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固步自封的框架，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批判性，从而延续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批判精神。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反对的是第二国际时代形成的机械决定论解释模式，强调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批判精神与开放意识。后来者将这样一种思想应用于自身，不断地反思现有的研究成果，从而推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历史演进。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并尝试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不同的学术资源进行理论整合。在《物化与阶级意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卢卡奇将马克思哲学、德国古典哲学、韦伯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古典经济学等，以“物化”这个概念为纽带，形成了与传统不同的马克思哲学解释框架。在法克福学派的发展中，一些学者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形成了法西斯主义性格分析理论。阿多诺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推广为对当时的哲学理念与文化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他具体考察了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并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完成了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根本性反思。这样一种资源整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随处可见。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但对于揭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无疑做出重要的探索。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自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就有着自觉的意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建立在泰勒制的基础上，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思考、对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分析，都是以他对福特主义的理解为基础的。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波洛克以“晚期资本主义”来指称当时的社会，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经济学基础。列菲伏尔对日常生活变化过程的分析、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无不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的考察为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对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变迁以及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其文化理念的变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弘扬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第一，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批判推进到生产力批判，这在深化逻辑的同时，也陷入到一种理论困境，即人的发展与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变成了无法企及的乌托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被改变时，生产力的发展就为人的解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但如果生产力本身就处于物化或工具理性的操控之中，那么人们也就无法真正地摆脱这种控制，解放的现实之维也就让位于审美的冲动或想象，这的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中的一个难题。第二，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之维，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虽然在黑格尔之后，谈批判精神本身就以科学分析为基础，而且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年规划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也是研究框架的核心，但这一分析之维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慢慢弱化，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被哲学的批判所取代，就更易使理论逻辑走向一种单向化。在我看来，这正是哈贝马斯看到的问题，也是他何以转向实证分析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动因。第三，作为生活于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这些学者的批判具有一种犬儒的意味，这也使得一些解决问题的策略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容易使人误解马克思的思想。比如赖希，他虽然很好地讨论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但他提出以“性经济”作为革命的目标时，就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时，需要注意的。我们也会在具体的章节中，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虽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我们必将迎来一个新的理论发展时期，以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激活马克思的根本思想，达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的理性审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文化驱动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分析纳入其中，使之成为从马克思走向当代文化的一个逻辑环节，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当代西方的历史与文化，都很有裨益。

4．本书的构想与写作安排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写作上，目前国内出版的教材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比较全面地介绍和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及代表著作，这对于人们全面地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常必要的。一类是从一个专题出发，来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及主要内容，这可促进对某一主题的具体分析。一类是着重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逻辑及其内在的逻辑转换，这也是中国学者从整体上驾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建构。本书的写作在吸收了上述三类教材的优点的同时，在写作方法和主题安排上，力图做出一些探索。

在总体研究上，本书关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进程，并将其逻辑进程置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变迁的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对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的运用。通过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变革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马克思批判分析青年黑格尔派时，他一方面从理论逻辑上揭示他们的理论运行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将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建构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以及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考察，从中透视青年黑格尔的理性自律的神话。在后来批判蒲鲁东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时，马克思采用的也是这一方法。这是哲学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复杂对话，也是哲学面向历史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本文在分析具体人物与具体流派时，不仅关注这些人物与流派自身的思想逻辑，而且关注其历史情境以及这种历史情境对人的思想意识的建构作用，力图达到对哲学理念与历史生活之间的沟通。也正是在这种定位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地构成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资源。

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本书对国内研究得较为充分的人物与主题写得较为简略，对这些人物与主题中没有被重视的部分加以补充。例如，对于国内研究得较多的卢卡奇，本书则将其早期的思想纳入到写作之中，以便更好地理解他的总体性与物化的哲学思想。比如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过去易将霍克海默早期的理论规划与法兰克福学派中期的工具理性批判放到一起讨论，但实际上在理论意图与主题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等等。对于国内研究较弱的人物及主题，特别是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些主题，给予关注和重新提炼。比如将马克思思想与弗洛伊德思想进行嫁接，来批判分析法西斯主义性格结构以及工具理性对人的欲望的压抑等思想，对于理解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心理意识结构就比较有借鉴意义。再如，消费社会的主题这些年来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书将这些年来的最新成果吸纳进来，进行了专题式的讨论。

这些主题与内容的安排，服从于整书的逻辑要求。本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一方面关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另一方面，本书又隐含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逻辑线索，我在“结束语”中对此作了简要的提炼。当然，这都是自己在写作这本书时所形成的构想，是否在行文中达到了这一目的，读者最有权力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