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我国传统的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承载体之一，“唐宋词”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撰制”与最终呈现出的“体式”，都十分独特。在宋代，人们就已经明确地说“词”是“倚声”而制（陆游《跋花间集》）。《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依永”（赵令畤《侯鲭录》卷七），是指用乐器的“声”来配合人的“歌”，而宋人已经认为歌词是“永依声”，即先有曲子，后填词。“词”，最初就是依据唐宋时代的音乐所填制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辞。那么，所谓“倚声填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也就包括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声”，即音乐；二是“词”，即文辞。这两者都有各自的传统，汇流到一起，才成就了这种既是文学也同时是音乐的创作方式。
唐宋词的产生与音乐相关，一般我们都笼统地将后者指称为“燕乐”。“燕乐”，就是“宴乐”，在宴会上供娱乐的音乐，自古就有，随着历史的发展，内涵又不断发生变迁。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载：“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所谓“法曲”，据现代的日本学者林谦三说，“盖乃利用清乐器以演奏新声，实清乐之胡俗乐化”（《隋唐燕乐调研究》第四章“唐代之燕乐”）。隋唐时代，外来音乐的传入——主要是来自西域的“西凉乐”与“龟兹乐”，统称为“胡乐”，与“法曲”一道成为宴会娱乐音乐即“燕乐”，也就是“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不过，“燕乐”的出现只是唐宋词产生的文化背景。因为供人娱乐的“燕乐”，从唐至宋，都是一种乐舞综合性艺术形式。
在燕乐盛行的文化背景下，“词”的出现跟文辞与音乐的配合方式有关，而这又与一个重要的乐器有关，这便是“拍板”，它主导了“依曲拍为句”（刘禹锡《忆江南》）。拍板的广泛使用应该不早于中唐。中唐流行的“燕乐”，虽然仍有“胡乐”的成分，但已经不占有主导作用。从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等中唐诗人所作歌词来看，他们所用的曲调，虽然有的已载录于盛唐时代崔令钦所撰写的《教坊记》中，如《浪淘沙》、《杨柳枝》、《望江南》等，但这些曲调能否配上歌词都还有疑问，有以称之为“旧曲”；而文人来填入歌词的曲调则已演变成一种“新声”。如《望江南》为李德裕为歌妓谢秋娘所撰，《杨柳枝》为白居易退居洛阳所撰（段安节《乐府杂录》），而《竹枝》乃刘禹锡就西南地区的“俚曲”加以改造而成。总的来看，这些作品的音乐体制大体以“南方音乐”为主干。宋代人对这样的能配上歌词的音乐，称之为“燕乐饮曲”（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七）。
但“词”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格式，即“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让它最终走向了相对稳定的格式，经历了三种方式：一是“和声”填实，即由乐工取形式整齐的“诗”入曲，演唱时添以“和声”，后来这“和声”固定化了，便成了长短句。二是由精通音乐作者来填写，写出来后为大多数人所遵循，也便有了一定的格式。比如在晚唐到北宋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乐谱，作家照着填写的范本、歌女乐工演唱的歌本，其实就是《花间集》、《尊前集》以及柳永的《乐章集》这些词集本身。不过，以上两个方面，当时都还是停留在段落（即“片”）、句式与押韵的方面，尚不触及更为深入的字声即四声阴阳问题，因而也就不免会导致“著腔子唱好诗”（晁补之《评本朝乐章》）的批评意见。第三种方式，即“自度曲”的形式，是先有文辞，然后根据文辞来创制乐曲，如姜夔的《长亭怨慢》等。“自度曲”能有效地避免歌唱时候出现“棘喉”与不能“美听”的问题。
也正是到了第三种方式流行的时候，“词”便成为了一种精致的文学创作，是有音乐与文学双重修养的士大夫的“玩意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就能填写的，也不是什么人就可以轻易地开口就能唱的。如此，就愈发地没有了生气，条条框框的东西多了起来，便构成了“词律”的先声，尤其是到了南宋中后期“词”成为了“古曲”且不再在社会大众间流行之后。如南宋末年的沈义父《乐府指迷》中便说：
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三两只参订，如都用去声，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上声字最不可用去声字替，不可以上去入尽道是侧声便用得，更须调停参订用之。古曲亦有拗者，盖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牵。今歌者亦以为碍，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金”字当用去声字；如《绛园春》之用“游人月下归来”，“游人”合用去声字之类是也。
后来对“词律”的总结与研究，就是从这里正式发端的。元明时代戏曲发达，人们开始编撰有曲韵、曲律以及曲谱考订的专门著作，推波助澜，编撰“词谱”类的书也就应运而生，早期的叫作“图谱”，后来较为完善且精良的一部书，是清朝康熙年间万树的《词律》。继之而起的，除了官修的那部内容芜杂的康熙《钦定词谱》外，私人撰著中的戈载《词林正韵》、方成培《香研居词麈》等，从“词乐”与“词韵”两方面给予“词律”以羽翼式的辅助，成就了一项“专门之学”。继踵者如秦巘的《词系》、叶申芗的《天籁轩词谱》以及杜文澜的《词律校勘记》等，都有诸多可取的地方。在近代开端的时候，它又以歌词创作上的“严守四声”与词学研究中的“校律之学”的形态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