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话语主体的解构
考古学是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福柯的考古学作为一种话语理论,显然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和陈述话语,以及自己独特的话语范式和方法。福柯主要是通过对话语的结构、功能以及话语与知识、话语与权力的相互关系展开他的解构之旅。福柯认为,在当今的话语系统中,不是主体在说话,而是话在注解主体;也不是人创造了我们的知识,相反是我们的知识造就了我们。这使传统的主体理论发生了颠覆性变革。在传统的主体理论中,人居于主导地位,人是话语的主体,更是知识的创造者。与之相反,福柯认为是话语建构了主体。在福柯看来,在话语与主体的关系中,是话语形成知识并由此认识了自身,也由此一直追问“谁在说话”“在哪里说话”和“以什么身份说话”的话语问题,正是福柯通过这种话语分析的考古学方法,为福柯提供了解构主体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知识考古学呢?福柯这样陈述道:“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萦绕在话语中的暗藏或明露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它探讨话语,但不是把它们看作为资料,看作为它的符号,看作为那些本该是透明的成分,但却总要穿过这种成分的讨厌的不透明性才能最终在这种被保留下来的不透明性中找到本质的深度;考古学在话语本身的体积中针对作为建树的话语。它不是一门阐述性学科,因为它不寻找隐藏得更巧妙的‘另一种话语’。它拒不承认自己是‘寓意的’。”由此可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其实就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
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是从“陈述”的分析开始的。“陈述”是福柯发明的最为晦涩的概念,福柯不是用肯定的方式来界定“陈述”,而是用否定的方式来界定。他不说陈述是什么,而说陈述不是什么。福柯认为“陈述”不是话语的基本单位,也不是命题,比如:“‘地球是圆的’或者‘物种在进化’这样的命题,在哥白尼之前和之后、达尔文之前和之后,构成不相同的陈述。”同样,“陈述”不是句子,不能由语法规则来决定。相同的句子不一定有完全相同的陈述。不同的人说出的陈述各不相同。如一幅画、一个公式等,虽不是句子,但却是陈述。此外,“陈述”也不是言语行为。一个言语行为往往需要很多个陈述才能完成,需要很多的句子才能将言语行为“陈述”出来。总之,“陈述本身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种功能”。正如福柯自己所说:“陈述不是一个结构(就是说一个在可变的成分之间允许无数具体模式存在的关系总体),它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从而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通过分析或者直觉,决定陈述是否‘产生意义’或者不产生意义,它们根据什么规律相互连续或者相互并列;它们是何物的符号?以及它们的表述(口头的或者书写的)实现的是什么行为类型。”可见,在福柯看来,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根源就在于话语的陈述。它甚至不是对某些相似性要素的命名,在陈述的名义下,找不到某类似性要素的聚合。无论句子还是命题,马上可以让人想到一些具有共同形态的类型物。这样,陈述仅仅是充当工具的功能,“陈述的界限可能就是符号存在的界限。”在福柯这里,陈述总是“指向它所在的空间内的其他对象,它没有一个原初式的起源主体,不受制于一个‘我思’”。在此,福柯无非是想对待陈述不要像对待句子和命题那样,不要从逻辑上,也不要从语法上分析陈述。他苦心孤诣地设计陈述理论,但福柯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当我们认真考证福柯的理论时,我们不难发现福柯苦心设计的陈述理论只为他的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服务。
福柯认为,话语不能仅仅理解为简单的“说”,还应看到它是一种事件。他在《言与文(Ⅲ)》中写道:“必须把话语看作是一系列的事件”。正如刘永谋博士说的,“福柯所说的‘事件’就是说出或写出‘言语’或‘言谈’的事件,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由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就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为特定的目的,采取特定的形式、手段和策略而向特定的对象做出的行动。”由此可见,福柯的“话语”是特殊的实践,是一种动态的结构。知识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要描述“话语事件”,它的主旨是反连续性、反主体性。福柯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始终把历史表象为连续性、平滑性的,尽力掩盖历史中的不连续性。在福柯看来,历史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历史的本真状况,而是主体——人的建构结果,因此,历史分析的方法需要依赖不连续性。不连续性不是缺陷,而是一种有益的因素。由此,福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他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观念和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事件是人的事件、历史意识就是人的意识、历史记载就是人的记载。对历史的连续性批判最终指向了对主体性的批判。同样,对于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来讲,福柯以无主体认识论全面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一直以来,认识论一直坚持主-客二分的立场,尤其是在笛卡尔确立了主-客二分的认识结构后,就基本上确立了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由此,主体也就决定了知识的本性。而福柯并不这么认为。他说道:“我使用知识这个词以便同认知加以区别。对于知识,我把焦点集中在认识主体遭受到他自己所认知到的某种变化过程……正是通过这种过程,才有可能同时改变主体和建构客体……使用‘考古学’这个观念,正是为了重新把握一种认知的建构,也就是在其历史的根源中,在使这种认识成为可能的知识运动过程中,重新把握一个固定的主体和一个对象领域之间的关系。”由此可知,主体通过认知,才使自己的活动变成了自主性活动,在认知过程中,主体和客体都显得是被动的。主体是被动改变,客体也是在被动中建构起来。从而,知识不是主体认知的产物,而是历史实践的过程。
所以,话语构建的主体并不是连续的、永恒不变的,话语使主体丧失其传统意义上的特质。在此,主体不过是由话语所决定的一个位置,知识形成独立于主体之外,不受制于人,也不受制于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