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经历
1926年秋，我由法国留学归来，到广州后，经戴传贤、丁惟汾等之推荐，去中山大学任职。
1928年初，蒋介石因为北伐军即将进入山东，特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当时戴传贤竭力推荐我，他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叫我带去。
我第一次见蒋介石，是在1928年2月底或3月初。不久，蒋就发表戴传贤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我为“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接着又给我一个“兼代主任”的委任状。当时我对于军事一无所知，也不懂得什么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但时来运转，我从此进入了官场。
1928年春，当北伐军快要进入山东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向济南再次出兵。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5月2日我率领总政治部一部分人员和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蒋作宾以及该会外交处处长兼外交部山东特派员蔡公时、教育处处长罗家伦等同车到了济南。外交部部长黄郛也在我们车上。5月2日车过泰安时，县城尚未攻下，北伐军正包围着城内的张宗昌部队攻打。我们于5月2日晚上到达济南后，就住在商埠经二路纬六路的一个小学校里。5月3日清晨，我们派人分头去寻找住所，我即去城里旧督军署见蒋介石。等我见了蒋介石出来，在路上听见枪响，当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原来日军已开始向驻在商埠经一路纬二路的四十军（贺耀组军）和四十一军（鲍刚军）攻击。四十一军军部驻在纬二路商会里，我带着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住在商会隔壁的省银行里。门前是四十一军用军装包堆成的一道临时防线，与日军相距不过200米，两下互相射击，颇为猛烈。激战到当日下午4时许，我看见一名日军，手持带竹竿的白旗，从日本领事馆方面过来。他在马路当中走，当时另有我方参谋人员和两个徒手的日本兵，都恐怕被流弹射伤，靠着人行道旁的围墙走。持白旗的日兵走过我的面前，其余的人都从我的身后边走过。当时日本兵一边走一边呼叫：“不要打枪了，停战！”当持白旗的日本兵走过四十一军防线时，我看见我军士兵搬开军装包让他过去。一时枪声停止，进入临时休战状态。
我利用休战的机会，跑到四十一军军部去看看情况，当时方振武将军不在，参谋人员对我说：“我军已奉命退出商埠。”我看见兵士们正在急急忙忙地整理公文箱，子弹箱已经装上车。到了下午六七点钟，原来用军装包堆成的临时防线已被拆除；公文担、子弹车已排在商会门口，准备动身了。正在这时候，日军突然从后边开枪射击，一时秩序大乱，兵士急急前行。当时我躲避在门里安全处，看见街上有丢掉的公文担子，有散开的军服包，还有几只子弹箱，未及装上车都丢下了。
原来我军中了日军福田师团的奸计。福田鉴于日军兵少，形势不利，才使出“停战”的缓兵之计。他派参谋佐佐木中佐进城见蒋介石，对蒋介石进行威胁，要蒋下令停火，并限令我军各部队于3日夜以前完全退出商埠。蒋介石上了福田的当。就在我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实行全面进攻，很快就占据了各个重要据点。
5月3日晚上，当日军乘四十一军军部撤退，占据其驻地商会的时候，我和政治部十几个工作人员，也被堵在省银行里不得出来。就在这一天晚上，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商埠大肆屠杀，到处死尸横陈，血流成渠。这次屠杀从5月3日晚上起，一直杀到5月5日才稍趋缓和。
我军于5月3日傍晚发出全面撤军的命令，因为时间非常仓促，有些部队根本没有得到命令，有些单位也不知该撤不该撤。例如由我率领的政治部工作人员就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而蔡公时的外交部特派员公署认为他们不应该撤，罗家伦的教育处也认为自己不必撤，但是在慌乱之中，他们又都没有和总部联系上。当时由“中央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宣传队，本来属于政治部，却没有和我联系上，我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从5月3日夜开始，日军大举出动，挨家挨户进行搜索，遇见我军官兵，就开枪射杀。因此，当时不论在洗澡塘里的、在理发店里的，或者是躲在商店住户里的我军官兵，都遭杀害，无一幸免。
3日晚，日军占据四十一军军部之后，先在邻近搜索。我们紧闭省银行的大铁门，暂时隐藏起来。日军几次打门，都没有打开，用手电筒照射了一阵，也没有发现我们。最后，日军向里面放了几枪，我们闭气不作声。5月4日上午，我看见门口尸体横陈，其中有许多并不是军人。当时我先换上了便衣，把小黑夹袄当作马褂穿在外面，然后搬开尸体，沿着商店房屋向西走。但是走不几步，就听见后面一阵声响，原来日军的摩托车从后面追来。摩托车上坐着两个日本兵，一个人驾车，一个人端着枪。我估计这时跑开是来不及了，倒不如停下来，装作寻人的模样。于是我故意拨开一个死尸，仔细端详起来，日军摩托车开到我的面前，见我像寻人的样子，就转身回去。我松了一口气，急走几步，转到一条小巷里，然后从小西门经杆石桥进城。我在“五三”那天不死，真是万幸。
日军在搜索省银行的同时，在一个洗澡塘里堵住了孙良诚等几个师长和几个卫兵。后来孙良诚告诉我说，他们把当时在澡塘里洗澡人的便衣，都强拉过来，穿上以后从后门跳墙跑掉了。听说他们走后，日军打进澡塘，搜出军服，就把洗澡的人都枪杀在浴池里。
5月3日晚上，日军搜出了外交部部长黄郛，把他带到日本领事馆软禁起来。我军政治部派出的照相人员陈东，当时也和黄郛一起被带进日本领事馆。他回来时对我说：“日军强迫黄郛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字。”后来我问黄郛签字的内容如何，他说日军强迫他签字，要他承认这次冲突是中国军队先开的枪，因此责任应该由中国负。我说：“你为什么要签字呢？”他说：“我也没正式签字，只是写了一个‘阅’字。”
4日上午10时左右，我到了城内旧督军署，适逢德、英、美三国总领事也来见蒋介石，他们来的用意是为了调停。4日上午，我军已全部离开商埠，和日军脱离接触，只有日军还在打枪打炮，如果停火，只有叫日军停止炮击。原来日军福田怕日兵少，正从青岛、大连增援，在援军到来前，暂借三国总领事之调停来个缓兵之计。
蒋介石5日离开济南，留下李延年团和邓殷藩团守城。后来李延年对我说，他守西面，西面正是日军从商埠进攻的一面。日军7日开始攻城，守军英勇抵抗，浴血奋战数昼夜。10日晚，守军奉蒋介石密令撤退。
“五三”惨案的第二年，中日交涉，日本撤兵交还济南。对于5月3日惨死的人，只说将来由两方调查。所谓“调查”，是骗人的，实则是用“调查”二字来平息中国人的怒气而已。但山东省政府不得不为调查做好准备，并在济南吕祖庙成立“济南惨案被难家属委员会”。经调查，1928年在“五三”惨案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兽兵杀死的中国军民共3625人。当然由于当时调查工作的草率，实际上在这次惨案中遇害的，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1929年，山东省政府自泰安迁回济南，蔡公时夫人偕张汉儒来济南寻尸。我领蔡夫人到蔡公时遇害处，当场发掘，但只寻到一堆骸骨和破衣。
“五三”惨案虽已过去了五十几年，中国和日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人民对这段血写的历史却并未忘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中、日两国人民牢牢记住这一历史事实，绝不让这类惨痛事件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