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5至1916年和1916至1917年的两个冬季学期里，我在维也纳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的讲堂里为来自各系的混合听众作了《精神分析引论》的系列讲座。讲座的前半部分是临时准备的，而且事后直接被我记录下来，后半部分是我于夏天在萨尔茨堡度假期间起草的，而且在随之而来的冬季里照所写的作了演讲。当时我还具有一个留声机般的记忆天资。

与从前的讲座不同的是，这些新的讲座从未作过。在这期间，我的年龄使我解脱了通过举行讲座表明我是大学成员的义务，尽管我只是大学的外围成员，而且一次外科手术不可能使我成为演讲者。因此，如果我在详尽解释下面的思想时重新设想置身于讲堂里，那只是想象的一种假象而已；这种想象可以帮助我在深入阐发主题时把读者记在心中。

这些新的讲座绝不打算取代以前的讲座。它们压根儿不是独立的东西，不可能指望找到它们自己的读者群；它们是续篇和补充材料，按其与以前的讲座的关系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对十五年前论及的题目的重新修订，但为了深化我们的认识和改变我们的观点，今天要求我们用另外一种阐述方式，即批判性的修正。另外两组包括了新增加的内容，因为它们或者论及在作第一批讲座时在精神分析中尚未出现的问题，或者论及当时业已存在但因数量太少不足以独辟一章的问题。假若这些新的讲座中有几个具有这一组和那一组的性质，那是不可避免的，大可不必为之遗憾。

这些新的讲座依赖于《精神分析引论》，这一点可以从它们的计数的连续性看出来。例如，本书的第一讲称为第二十九讲。像以前的讲座一样，它们没有给职业分析家提供什么新东西；它们面向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我愿意相信，他们对这门新兴科学的特性和成就，具有虽然谨慎却是善意的兴趣。这一次我的主旨仍然是：不拿简易、完整和自成一体作为幌子而牺牲内容；不隐瞒问题，也不否认缺陷和疑点。也许在科学工作的其他领域里，人们用不着炫耀这种冷静自谦的意图，它们是理所当然的，公众期待的不过如此。例如，任何天文学著作的读者，都不会因为作者向他指出我们对宇宙的认识的局限性和模糊性而对天文学感到失望并蔑视它。只是在心理学里情况有所不同，在这里，人类不适合科学研究的素质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人们要求从心理学中得到的东西，似乎并不是知识的进步，而是另外的某些满足；每个未解决的问题，每个被承认的疑点，都变成了对心理学的指责。

谁要是喜爱这门关于精神生活的科学，都必须与这门科学一起忍受这些抱怨。

弗洛伊德

1932年夏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