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支持研究

一 社会支持网络的测度

社会支持网络的测量得到的实际上是个体的社会网络，也就是了解与之有关系的个体的分布。由于网络成员多、网络变化快且网络边界不易确定和难以统一，因此，个体中心网的度量比较困难，一般通过研究个体中心网的子集来推测全集的范围和属性。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采用定名法（Name Generator）或者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

定名法是一种比较通用的方法，研究人员向受访个体提出一个或多个问题，询问其与网络成员相关的一些信息，如角色关系（姻缘关系、邻里关系、工作关系等）、交往内容（工作事务、家务等）或者亲密程度等，并通过这些信息确定网络成员名单，名单中包括受访个体网络中的3～5名成员（林南、俞弘强，2003）。定名法比较经典的研究范式是范德普尔（Van del Poel）于1987年在荷兰进行的个体支持网研究。范德普尔将社会支持分为实际支持（家务劳动、患病时的帮助、借钱、借生活日常用品、帮助填表等日常事务的帮助）、情感支持（重大事项咨询、精神安慰及矛盾纾解等情感问题的帮助）和社会交往支持（一起外出、休闲等社交活动陪伴），并描述了个人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支持网络成员的角色关系（Van der Poel，1993）。

定位法是先对社会中常见的结构性地位（职业、权威、工作单位等）进行抽样，然后请回答者指出每个地位中的熟人，另外再确定其与熟人的关系的研究方法（边燕杰，2004）。定位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是边燕杰的春节拜年网络。边燕杰在1999年对中国五城市的调查中，以春节拜年交往为事件依托，采用定位法测量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关系网络（边燕杰，2004）。

对社会网络的特征分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的规模、达高性、异质性、广泛性、网络关系构成等（贺寨平，2001、2002；张文宏等，1999；张文宏、阮丹青，1999；王毅杰、童星，2004）。其中，网络规模是网络的数量特征，表示构成个体社会网络中所包含的成员数量。网络规模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人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少。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越丰富、社会网络关系越多、社会资本量越大（王毅杰、童星，2004）。

达高性是指个体通过网络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社会位置（Lin, 2001）。在对社会网络进行测度时，达高性被量化为个体网的网顶得分。每个人的网络成员都有一定的声望、地位、财富和权力，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对网络成员进行排列都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网顶高，意味着个体网络中拥有地位高、权力大和财富多的成员，这样的网络所蕴含的社会资源也比较丰富（边燕杰，2004）。

异质性是指社会网络包含的社会网络幅度，即网络中最高社会位置和最低社会位置的差距（Lin, 2001）。异质性又称网差，通过计算个体社会网络中网顶与网底的差值获得。网差大，说明网络成员的社会位置相差悬殊，网络成员社会资源的异质性较强。王卫东（2006）认为简单的同质性资源对社会网络资本的贡献不大，而异质性资源的作用更重要。

广泛性，即网络中包含的不同社会位置的数量（Lin, 2001），也就是网络成员职业类型的数目。网内人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互不相同又互相补充。相较网络成员职业类型较单一的社会网络，职业类型越丰富，网络中所潜藏的社会资本量越大（边燕杰，2004）。

网络关系构成指的是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类型。Granovetter（1995）根据人们的亲密程度、感情的深浅、互动频率的高低、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Granovetter认为，弱关系的发展主要基于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费孝通（2005）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以自己为中心并逐渐向外推移，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

二 婚姻状况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1．婚姻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1）国外对未婚者与社会支持网关系的研究

国外很多研究表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具有显著影响。在对未婚者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单身状况不利于未婚者扩大其社会支持网的规模，未婚者能够从网络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少于已婚者（Keith，1988; Ward, 1979）。已婚者在当地的支持网络规模更大、成员更多元化，而大龄未婚人群由于缺乏婚姻关系，在获得社会支持中总是处于劣势（Barrett, 1999）。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单身者的社会交往状况常处在两个极端，要么从来不跟亲戚、朋友和邻居来往，要么联系频繁，而已婚者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况（Seccombe and Ishii－Kuntz, 1994；Fengler et al., 1982）。

亲缘关系对于未婚者的社会网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即便在单身人群内部，未婚者与曾婚者（包括离异或丧偶）在和亲友的往来方面也存在差异。对未婚者而言，由于没有配偶或子女，亲属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配偶和子女在社会网络中的作用，他们与兄弟姐妹接触的频率远远高于曾婚者（Ward, 1979; Pinquart, 2003）。兄弟姐妹是大龄未婚人群长期以来主要的情感支持来源，未婚者更能从兄弟姐妹那里获得支持而免受孤独之苦，兄弟姐妹关系对未婚者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社会替代理论认为，朋友等非亲缘关系是大龄未婚男性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对于未婚者来说，他们更需要朋友来代替家庭的支持作用，只有在与朋友来往减少的情况下才会与亲戚来往。另外，亲属支持是大龄未婚人群支持网中配偶和子女支持的替代，这也是替代理论的反映（Shanas, 1979）。

（2）国内对姻亲关系与社会支持的研究

国内研究多是间接反映婚姻状况对社会支持的影响，较少研究以婚姻视角对社会支持网进行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人际交往圈子区别于已婚者，由于受到其他村民的排斥，大龄未婚者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寻找慰藉（刘中一，2005b）。通过对农村大龄未婚者的质性研究发现，由于自卑和沮丧，大龄未婚男性即使受到挫折也不愿意和家人交流，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沟通不足以提供大龄未婚男性所需的情感支持。但是大龄未婚男性从血亲关系，特别是从兄弟姐妹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压力（李艳、李树茁，2008）。

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农村男性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失婚使得大龄未婚男性获得的社会支持少于已婚男性。李艳等（2010）比较总结大龄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网络规模发现，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上都远小于已婚男性。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农村男性的情感网络规模，可见相比于已婚男性，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更加缺乏感情沟通的渠道。除此之外，大龄未婚男性缺失由姻亲带来的妻族等横向社会支持网络，进而缺失与其他社区或家族发生联系并获得支持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婚姻，他们也缺少纵向的亲子关系以及亲子关系所衍生的新一代姻亲关系，社会支持网络更加被弱化。

在中国，姻亲关系在个体人际关系网中极其重要。婚姻将不同宗族的人联系在一起，为一个家庭提供了与其他社区成员发生社会联系的可能（莫里斯·弗里德曼，2000）。婚姻在不同宗族社区之间起到了“桥”的作用。姻亲之间的合作互助多种多样：一是生活上相互帮忙，主要是青年夫妻外出打工时岳父母帮助小家庭带孩子；二是金钱上的相互借贷，大宗的借贷更多的是来自姻亲，而非兄弟；三是打工门路的相互推荐（匡立波，2009）。因此，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姻亲关系在农村个体的社会支持网构建上的作用日趋重要。

但是大龄未婚男性却缺少姻亲关系的社会支持网络成员，其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的规模和构成有可能受到影响。李艳等（2010）研究发现，大龄未婚男性可求助的亲缘关系比已婚男性少得多，尤其是涉及情感等非生产性的交往支持时更是如此；大龄未婚男性对地缘的依赖比重比已婚男性高，而已婚男性对友缘的依赖比重比大龄未婚男性高，在实际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中，大龄未婚男性获得地缘和友缘等弱关系的可能性低于已婚男性。李树茁等（2007）对深圳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有配偶的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中含有弱关系的发生比率仅为无配偶农民工的50%左右。

从上述研究看来，最亲密的夫妇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姻亲关系的缺失可能会使大龄未婚者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于已婚者，并且大龄未婚者的社会支持网结构和已婚者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2．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婚姻是个体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能带来许多有用的社会资源。由于婚姻状况的差异，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与其他婚姻状况群体的社会支持状况有明显的差异——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网络中较多地出现非正式关系。Berscheid（1994）指出，婚姻关系能为个体及时提供情感和实际支持，也是个体的自我确认和稳定性的重要来源，而这种亲密的婚姻关系的缺乏正是大龄未婚男性非正式关系出现的原因。Shanas（1979）提出替代论，认为在没有配偶和孩子的情况下，个体会转而寻找较远的支持关系，如兄弟姐妹、父母或其他亲戚；当这些亲戚关系的支持也不可得时，他们就会寻找其他的社会关系来替代，如朋友等。替代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学者都在不同的研究中对该理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未婚群体的社会网络中非亲缘关系具有显著性，大龄未婚群体往往更多地与朋友、邻居联系交流，而与亲戚来往较少（Pinquar, 2003; Rubinstein, 1987; Stull and Scarisbrick－Hauser, 1989）。Cicirelli等（1992）的研究表明，在社会支持资源的获取方面，大龄未婚群体也更可能接受兄弟姐妹或朋友的支持和帮助。Ward（1979）进一步指出，尽管大龄未婚群体与朋友的联系交流较多，但他们对友谊的满意度仍然低于已婚群体。Rubinstein（1987）的研究发现，未婚人群是一个具有多源、异质社会支持的群体，他们会建立长久的社会关系，以便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

国外学者还研究分析了大龄未婚群体内部不同特征群体的社会支持状况。Keith（1988）从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比分析农村和城市大龄未婚群体的社会支持状况指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网络最弱，参与正式和非正式活动最少，而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社会网络相对较强，参与的社会活动也较为多样化；在另外一项研究中，Keith等（2000）指出，就社会支持网络的需求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龄未婚群体更需要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

国内关于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也主要是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对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微观定量研究很少。韦艳等（2008）通过对YC县大龄未婚男性访谈的质性研究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相对较低，家庭内部成员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且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交往范围狭窄。

三 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因素研究

1．国外对个人因素与社会支持网关系的研究

Barrett（1999）提出社会经济地位对从未结婚者的支持和福利有更强的效应。与工作有关的因素，如教育、收入等与网络规模显著相关，这些因素能够增加个体与家庭、邻居之外的人联系的机会（Fischer, 1982）。收入较高的人社会网络规模较大（Fischer, 1982; Eckenrode, 1983）。年龄对个体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龄越大，网络规模可能越小，年轻人和中年人比老年人具有更大的网络范围（Marsden, 1987）。教育对未婚者社会支持各指标的影响比对其他婚姻状况者的影响更大，但边际效应可能随教育年限递减（Moore, 1990a）。与非亲戚的联系在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管理职位的人中更常见，而在已婚、年龄稍大的人中较少（Moore, 1990a）。个体本身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会影响其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数量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Sarason（1981）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数量与外向的性格呈正相关，外向性格的人社交广，社会关系更加密切。一般研究也认为外向性格的个体更愿意寻求帮助，也更可能获得支持；外向的性格与网络规模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Bolger and Eckenrode, 1991; Kalish and Robins, 2006; Russell et al.，2006; Swickert et al., 2002）。

2．国内对个人因素与社会支持网关系的研究

国内专门研究社会支持网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研究多集中于社会支持的后果分析。人格因素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作用常见于对各类人群的研究中，国内的研究肯定了性格在社会支持网形成中的作用。宫宇轩（1994）在研究社会支持与健康的关系时发现，不同性格的个体所能吸引的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受与评价是不一样的。自信、社交能力强的人可能更容易建立良好的支持网络。

象征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工作阶层与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密切相关，与处于较低工作阶层（如工人阶层）的人相比，处于较高的工作阶层（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等）的网络成员的关系更多元化，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更雄厚（张文宏，2005）。个人的在岗情况和月收入等经济因素与邻里关系存在反向关系，经济变量似乎成为隔离城市不同阶层的篱笆而使个体脱离邻里关系（马九杰、孟凡友，2003）。

家庭因素作为个体关系网中的“先赋性关系”也影响农村男性的社会支持网。李艳等（2010）研究发现，父亲健在的农村男性的实际支持网规模小于父亲已去世的农村男性，但母亲健在却有助于农村男性获得更多的实际支持。这可能是因为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是父亲供给家庭的实际支持一般不会计算在自己的网络中。兄弟姐妹个数对农村男性的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的规模有显著影响，兄弟姐妹越多，其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的规模越大。家族的影响力和农村男性的社会支持网（如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的规模相关，属于村中大家族的农村男性的支持网规模显著大于其他农村男性。研究并未发现家庭因素对农村男性社会支持网构成有显著影响。

在国内研究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受到关注。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和城市生活因素的影响，具体变量中平均月收入、流动经历和工作转换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产生了影响（李树茁等，2007）。已有研究讨论了流动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的影响，但流动经历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尚不确定。农村流动人口流动到城市后的居住环境、对当地方言的掌握程度以及先后从事的工作份数都会影响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主要有聚居和散居两种。聚居指外来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的居住环境，主要包括工棚式居住和村落式居住；散居则可以分为进入家庭式居住和租房居住。居住方式对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存在影响。聚居者与市民和主流文化相对隔绝或接触较少；散居者由于采取的是进入家庭式居住，不与老乡发生紧密的协作关系，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与城市融合得较好（靳小怡等，2005）。聚居有利于农村流动人口扩大其社会网络规模，而散居则有助于农村流动人口接触更广泛的群体，从而提高其社会网络质量。

李树茁等（2007）通过研究发现，流动因素中的流动经历和在城市生活时间的长短对社会支持网的数量特征有显著影响。有流动经历的农民工的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网均大于无流动经历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到农民工的情感支持网络，农民工情感支持网的规模随其在城市生活时间增加而扩大。流动因素中在城市生活时间的长短对农民工的实际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的质量特征有较显著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在这两类网络中含有弱关系的可能性越大。李艳等（2010）研究发现，有打工经历的农村男性在实际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获得弱关系的帮助较多，但打工经历与情感支持网的构成不相关，原因可能在于人们在情感交流上更倾向于寻求血亲等强关系的支持。

对当地方言的掌握程度常可用以衡量外来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刘玲，2001）及其社会融合程度的高低（王春光，2001）。对方言的掌握有助于农村流动人口加强与市民的沟通，对扩大其社会支持网规模、提高网络质量有积极作用。农村流动人口每流动到一个新的城市，就会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王毅杰、童星，2004），因此流动经历可能会带来网络规模的扩大，在网络质量（如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上也可能有所提升。但生活和工作城市的变动可能致使已有的社会关系丧失，从而削弱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因此，流动经历对社会支持网具有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考证。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的变换，一方面使其深入了解城市、丰富工作经验；另一方面有助于其拓展社会关系、提升社会资本（王春光，2001）。在这个过程中，网络规模扩大、网络质量也可能得到提升。李树茁等（2007）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因素中的居住方式和工作转化经历对实际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的数量特征产生影响。相比于散居，采取聚居的农民工的实际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的规模较大，在城市聚居的农村流动人口获得实际支持和情感交流的途径更多。工作转换经历对于农民工三类社会支持网的数量特征均具有显著影响，有转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的规模较没有转换工作经历的要大。工作的变换使得农民工有机会建立更多的关系，进而扩张其社会支持网的规模。

综上所述，有关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的流动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多集中在定性分析层面，因此流动因素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证。本书将通过定量研究来深入考察流动因素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