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覆灭

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九大应该标志着正常状态的恢复：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内乱得到控制。早在1968年10月，毛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林彪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谈到前途时，林彪说，要“继续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也就是建立一个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对胜利者（如果不是对受害者）来说，当他们能够最后重写历史时，“文化大革命”到此便应该结束了。1969年这一年，原预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新的开端，就像20年前的解放那样。

但假如这是一次“胜利者的大会”，它本应预示的平静却是短命的，就像人们用这一名称所形容的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那样。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英们之间决定谁有权塑造未来的权力斗争，它就远未结束，而且实际上不久就发生了更危险的转折。斗争将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重建；国家机构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务。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斗争背后，是林彪权力上升招致的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党的重建

由于所有名正言顺的下级党委都遭到破坏，参加九大的代表恐怕只能通过地方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组织“协商”产生，或简单地根据上级的指定。既然解放军控制着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人数在九大急剧增加，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随着许多解放军干部在九大上得到提升，地方党的建设过程反映军队占优势的现实，就更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早在1967年10月“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批示中，毛就指示，党组织应该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号召开始党的重建工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重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号召。虽然中央领导人希望从基层开始重建，1970年又大力宣传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及上海国棉17厂的整党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但各地的党支部仍然难以建立起来。

到1969年下半年，整党重点转到县市一级，但即使在这一级，进展也十分缓慢。1969年11月至1970年11月，全国2185个县中，只有45个县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大概认识到从基层建党的做法已经失败，中央指示先在省一级建立党的委员会。1970年12月，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第一个建立了中共省级委员会，一个叫华国锋的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到1971年8月中旬，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党的委员会，解放军在其中占有明显重要的地位。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有22个由解放军将领担任；各省级党委中62%的干部是军人。

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报道，在党的重建过程中，清除了大批老干部，同时接纳了大批具有破坏性的“造反派”分子。1968年5月发动了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虽是清除极“左”派分子，但据说网撒得太宽，无辜干部也遭到打击。毛对运动的发展趋势很不满意。看来他本是希望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再教育后恢复他们的名誉，重新起用，以此作为恢复秩序和凝聚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林彪和军队显然没有接受毛的指示：要他们帮助重建文职官员的党，使党恢复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早在最后几个省委组成之前，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解放军要像控制省革命委员会那样控制省委。而且，林彪也表明他要控制省和中央的政权机构。

重建国家结构

1970年3月8日，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国家结构的意见。他提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再设国家主席。第二天，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意见，并在3月16日确定了有关四届人大会议和修改宪法的几项原则，送交毛审阅，得到了他的赞同。3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充实业已同意的事项。但不久林彪亲自参与了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4月11日，他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并请毛担任国家主席，否则“就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而在1959年，毛泽东就把此职交刘少奇担任。毛泽东很快拒绝了林的建议，并在4月12日告诉政治局：“我不能再任此事，此议不妥。”在4月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又引用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个历史故事进行类比，第三次明确表示他不会担任国家主席，并且主张不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

然而林彪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活动。他在政治局的两个军队里的盟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是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5月中旬，林让他们在宪法修改草案里写上国家主席一款。尽管7月中旬毛第四次表示反对，指出不可因人设事，林的夫人叶群在幕后仍不断要林的支持者们提出设国家主席。叶抱怨地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表明如果毛继续拒绝担任此职的话，林彪对国家主席一职有兴趣。

为什么毛在党章里正式确定的接班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抗他呢？为什么林要求得到国家主席这样一个没有实权的礼仪性职位呢？须知当国家主席的威信并不比他在党内的地位高到哪里。菲利普·布里奇海姆认为，新宪法将使林彪在政府中的位置低于周恩来，周是总理，而他只是副总理、国防部长。而且，这暗示毛正在仔细考虑确立林、周联合领导来接他的班，这使林彪很沮丧。我们也可以认为，毛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给这个职位抹上了一层光辉，从而使它成为比总理更高的职位，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经历也已经表明，它意味着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曝光，并保证有很大的知名度。

不管怎么说，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在这件事中的行为，关键是反映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他的性格和疾病所造成的相对孤独，又可能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早在1966年他就已经作为毛的主要伙伴出现，但他仍然要求得到从来没有给予刘少奇的保证，在党章里确定他为接班人。现在他又希望当上国家主席，寻取进一步的保障。撇开个人心态不说，这种不安全感可能部分地源于一种担心，即他的权力上升的方式是不合法的，而且他同辈的领导人中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对此愤愤不平。如果他对毛的支持充满信心，这也倒无关紧要。但毛曾向他建议，既然他（林）也老了，他也应该有一个接班人了，张春桥将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对此他实在感到不安。林彪覆灭以后流传出来的文件表明，他似乎已经把毛看成一个随时准备在他最亲近的伙伴背后捅上一刀的人：

 

今天他用甜言蜜语诱惑你，明天就会捏造罪名置你于死地。……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你是否明白）那些他最初支持的人，谁最后没有被他宣判政治死刑？……他以前的秘书，不是自杀就是被捕。他的少数几个亲密战友或可以信赖的助手，也都已经被他送进监狱。

 

那么，为什么林彪胆敢公然反抗毛呢？可能他认为主席会宽恕；可能他想利用这个问题试探一下毛对他的态度；也可能因为那些聚拢在他周围的军队里的伙伴，使他感到自己现在已强大到足以迫使毛让步；毕竟，由于红卫兵的得势，毛曾经依靠人民解放军，但后来将军们对局势的忧虑，又促使毛对他们进行了压制。难道将军们在政治局里的支配地位，不能用来促进国防部长的利益吗？

进一步说，在林彪追求国家主席一职的过程中，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盟友陈伯达——毛长期的意识形态顾问和一段时期的政治秘书。陈从1966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起，就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这证明了他和主席的亲密关系。不久他就擢升到中央领导层的第四位，紧靠毛、林和周恩来之后，从九大上摄制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地位。然而一年以后，在多年忠诚地为毛服务之后，陈却选择支持林彪，置毛反复讲的观点于不顾。

一种解释是，1969年下半年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剥夺了陈在九大后的群星中的明星地位，他可能已经感觉到反对极“左”派的运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结成的支持毛的同盟，由于1966—1969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已经瓦解了。这可能使陈伯达感到孤立。上海“左”派张春桥、姚文元，通过江青（毛的夫人）这条线同毛联系；确实，年轻的姚似乎已经取代陈伯达，成为毛宠爱的文件起草人。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姚，甚至江青都曾是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在筹备九大时，陈最初被选为林彪的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人，张和姚做他的助手；但当陈不能及时完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草案时，张和姚取代了他的工作，康生负责监督。康长期以来一直是毛在内部安全领域的助手，与江青是同乡，并有密切联系，陈伯达似乎已对康的这种联系怀有妒忌心。

另一方面，林彪以解放军为基础，巩固了他的地位，似乎不再需要“左”派的支持了。确实，林彪和他的追随者，同江青和她的追随者逐渐分化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集团；虽然林可能对他的位置是否安全可靠长期以来一直抱有担忧，但他似乎绝对相信短期内可以支配江的集团。可能陈伯达远瞻未来，认为他最好的前途，是像他过去为毛服务那样为林彪服务，当然，这个决定对陈个人的生涯是灾难性的。

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斗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达到高潮。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会议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毛又一次卷入一场与一位国防部长的斗争，虽然这次他对自己的力量无绝对把握，也不能肯定这位部长是否敢于在这个阶段冒直接对抗的风险。

会议开幕前夕，即8月22日，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了全会的主要议题。毛着重强调了加强团结、避免宗派活动的必要性，这是他每次剪除反对派之前的习惯性动作。但林彪和陈伯达再次提出保留国家主席职位，要求毛担任这一职务。毛又一次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一针见血地说谁想当国家主席谁就去当。

第二天，全会正式召开。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没料到，在没有事先向毛打招呼的情况下，林彪（在开幕式上——译者）突然插入长篇讲话，强调在新宪法中把毛的伟大领袖、国家主席、最高统帅的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非常重要。他暗含着威胁：反对设置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

像过去一样，林彪强调毛的卓越天才和伟大作用，以表明他的忠心，从而实现他自己的目的。甚至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似乎就对这种策略有所警觉，并且为此感到不舒服。但255位中央委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实情，他们以为林彪是代表中央领导在会议开幕时为会议所作的基调演说。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表示反对。林彪夫人叶群，则要求林彪在解放军里的盟友吴法宪、李作鹏以及后勤部长邱会作，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并在他们军种、部门的中央委员中进行游说，以取得足够的优势。林彪在解放军的另一位支持者——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北京接到电话，被告知了林的策略和措施。在23日晚政治局举行的讨论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修改第二天的日程安排，以便大会能够听到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对它进行讨论。那天晚上，没有经过正式同意，陈伯达就忙着起草新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一款，收集论天才的语录。

毛是否参加了8月23日晚的政治局会议，尚不清楚。很可能没有参加。也不清楚吴法宪的建议是否被采纳，第二天上午，全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但8月24日下午，在就其行动计划进行密商后，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赞同林彪的方针。他们向会议散发恩格斯、列宁和毛有关论天才的语录，以支持林的观点。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说，谁要是反对毛担任国家主席，谁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天才的说法。他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被印成简报，四处分发。分组会议上没有人提议林彪为国家主席。

后来据说毛深谙林彪的目的是让中央同意在新宪法中保留国家主席，如果毛坚持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就由他自己担任。真是这样的话，全会开幕前毛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可能是故意告诉林彪，他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担任这一职务，并非真的反对设置这个职位。这样，林彪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从中得到鼓励，从而刺激他们提出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而这就会为他们准备足够的绞索。

林彪的支持者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很快由江青和张春桥报告给了毛，他十分重视并在8月25日迅速采取了行动。后来毛泽东说，他的夫人江青在这次反对林彪的斗争中立了大功。随着红卫兵上山下乡和内乱得到控制，除了上海之外，江和张的政治基础被瓦解了，因此他们可能再也不愿意看到林彪已经令人生畏的权力、地位进一步膨胀。确实，处于现在的形势下，他们要继承毛的政治遗产，只有摧毁林彪的地位。早在分组会议上，张春桥已经同吴法宪就林彪的纲领发生了冲突。

毛肯定已经意识到，林的支持者们行动如此迅速，如果他再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全会就可能在被瞒骗的情况下支持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甚至张春桥的紧密追随者，他在上海的副手王洪文，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上海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热烈地，或说是天真地颂扬林彪的基调讲话，还准备在华东组的会议上重申自己的观点。因此，8月25日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可能是为了让江青、张春桥等毛的支持者与会。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登载陈伯达令人生气的讲话的华北组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为反击定了调子。在这个文件中，他揭露自己以前的意识形态顾问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谴责他谣言惑众，诡辩生非。毛的这篇文章，为在分组会议上批判陈伯达、吴法宪和林的其他支持者们提供了弹药。但只有陈伯达被罢了官，这可能是因为可以放心地谴责他为林彪理论观点的代言人。可能更重要的是，陈伯达下台，不会像解除林彪的一个军事盟友的职务那样，对林彪构成直接的威胁。毛了解林彪的实力，而且如同他后来承认的，他也没有做好与林彪对抗的准备。他私下对林彪说，他的副手应该受到保护，但随后又把这番话告诉了其他领导人。

即使这样，林彪已经获得了确切的信息。在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里，林彪争夺国家主席一职的努力就宣告失败，这令人生畏地表明了毛控制党的精英人物的力量。因此，在9月6日全会结束后离开庐山之前，林彪总结了教训后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外交政策上的分歧

在党的建设和重建国家结构两方面的争端基本上是权力斗争。在毛和林之间似乎还有过一场政策争论，虽然中国的有关材料对它甚少关注：中国对美国开放问题。既然本书其他部分已经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仅仅大概描述一下。

导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中美关系的惊人转折，其根源已经人人皆知。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这明显地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莫斯科是否正在将迄今为止的一系列小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尤其是8月在新疆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谣言开始从东欧方面流传出来：苏联人已通知他们的盟友，它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的短暂会晤，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紧张局势，但很明显中国人仍然把危险看得十分严重。乌苏里江摩擦发生的当天下午，北京的报纸就把它与1968年夏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进行类比，苏联人用勃列日涅夫主义为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辩护，该主义主张苏联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它不同意的共产党政府。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在新的环境里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的问题。

有人认为，珍宝岛冲突是由中国人的一场伏击战挑起的。林彪的意图是：在边境上点把火，促使参加中共九大的代表们认识到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性，证明它现在在党内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毛和周恩来从边境冲突中所汲取的教训正好相反：苏联在边境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而从边境冲突的情况看，如果苏联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将难以有效地保卫祖国。因此北京接受了尼克松政府的主动表示。对华盛顿开放，使苏联不能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因而可以减少苏联侵略的危险性。实际上，甚至在中美建立联系以前，尼克松就已经表明，莫斯科不能设想美国会在苏联侵略面前保持善意的中立。最初，中苏关系破裂的很重要原因，来自中国人对苏美缓和的不满；苏联人和美国人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中国人开始谴责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防止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修正主义。所以毫不奇怪，中美关系的突破是需要费番口舌向中国人作出解释的，因为中国人受到的宣传教育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为重，而不以现实政治为然。

中美关系改善在林彪看来像苏德条约在亚洲的翻版，他对此十分厌恶。他可能认为，如果中国确实不能单独顶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进攻，那么与修正主义的苏联达成妥协，不是比与帝国主义的美国达成妥协要好？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他后来被斥责为“孤立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反对与美国或苏联建立任何联系，认为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保护它自己。毛告诉尼克松和其他外国客人，林彪反对与美国建立联系。

如果毛的话真实可信，那么很容易理解他的动机。在中国被孤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权力就会大大膨胀。当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由一位伟大的革命元帅接毛的班，就无可争议了。而和平与外交艺术（周恩来的所属范畴）的地位就会下降。

对林彪不幸的是，毛感到必须用外交手段争取时间。10月7日，新华社发表消息，中苏边界谈判即将举行。然而，毛仍然对苏联人存有戒心，10月中旬政治局决定立即警惕起来。1969年10月17日，显然是根据毛对国际形势的冷静分析，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城市开始疏散。

林彪当时在苏州休养，住在蒋介石夫人以前的别墅里。根据曾把林的命令给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林彪秘书的回忆，国防部长所关注的是，因为苏联谈判代表团的到来，中国放松警惕，苏联人可能正在准备一场突然袭击。在黄永胜收到命令前两个小时，毛看来也收到了等待批阅的这份“一号通令”，他显然没有撤销这个命令。后来林的命令遭到谴责，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苏联人、美国人以及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反应，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担忧；这个明显的备战措施，可能被苏联人用作在边境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借口。在林失宠以后，毛能够就他自己引起的这个行动责怪林彪。

边界谈判于10月20日如期开始。同时，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在20年的敌对和猜疑之后，双方都谨慎地进行探索，亨利·基辛格后来称这段时期的接触为“复杂的小步舞曲”。到1969年底，美国人明白，他们发出的信号、信件和暗示产生了效果。1970年，在林彪谋取国家主席的同时，中美联系升级，到1971年4月21日当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问北京时，林彪和平夺权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他被推上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发起的针对他的同党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经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毛的行动看起来像是挑衅性的，似乎他希望迫使林彪采取鲁莽的行动。如果他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就会自取灭亡。

全会以后批判陈伯达的运动采取以下几种形式：首先，陈伯达自我检讨，并且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质，1970年11月至1971年4月逐渐展开。同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向他们推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六部著作和毛的五篇文章，要求他们通过学习，提高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能力。事实上，毛是在打击林彪，因为，林彪过去不主张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也简化为背诵语录。叶剑英在福建、广东和广西调查了陈伯达的材料，以确定他的罪行。陈的罪行为发动一场整风运动提供了借口，而这场整风明显是用来削弱干部对林的忠诚的。

毛后来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抛石头”指铲除林彪的同盟。在庐山，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全会结束那天，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机场，林彪与他们三人及黄永胜合影留念，与他们及叶群商议对策，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和黄永胜，为了应付周恩来的命令，做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的策略。

但是当书面检查于下个月放在毛的案头时，他对批阅的每份检查都写下了不满意的批语。1971年1月9日，军委召开有143名军官参加的会议，尽管毛一再严厉批评，林的同党仍既不批判陈伯达，也不进行自我批评。毛对此极为不满，命令将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作废。最后，在4月29日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掺沙子”，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九大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张才千将军，于1971年4月7日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以抵消黄永胜和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的权力。毛已经采取了其他组织措施，以保证对人事和宣传的控制。1970年11月6日，成立了中央组织和宣传组，直接对政治局负责，领导和监督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理论杂志《红旗》、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其他一系列机构。该小组组长为康生，成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李德生将军。康生随后因病退出，李德生于1971年1月担任新成立的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同僚留下负责，接管了曾经被陈伯达所把持的宣传王国。这样，从红卫兵运动结束以来，他们实现了对一个主要的国家权力领域的控制。

“挖墙脚”，指改组北京军区。在与他的国防部长紧张对抗不断升级时，毛必须确保控制首都的部队对他而不是对林彪的忠诚。1970年12月16日，他提议召开华北会议，讨论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什么允许陈伯达成为他们的太上皇。中央没有授权于他。这种谴责也许有点道理——把书生气十足的陈伯达描绘成林彪的代理人，比说他是某支部队的幕后操纵者更容易些——但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听从陈伯达的命令，可能仅仅反映了任何一位明智的党的干部都会表现出的，对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常的尊重；很难想象会有人对陈伯达这样的高官的身份提出疑问。然而这无关紧要，对毛来说，任何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都可能被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宣布开始，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表面上是要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在长达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林彪的追随者，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38军（它被认为忠于林彪）也被调出了北京地区。

“571”：林彪的未遂政变

根据后来的证言，林彪于1971年2月携夫人和儿子视察苏州期间，授意制定政变计划。政变计划是以他儿子林立果为首、以空军为基地的几个较低级军官具体负责制定。促使林彪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毛在最近的军委会议上谴责了林彪同党的立场，以及北京军区的改组。林彪将对此作何反应？他显然认为以攻为守是唯一出路。

林彪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尽管他身为国防部长，但他没有依靠解放军军兵种领导人的政治局盟友。根据1980—1981年审判林彪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时出示的证据，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坏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没有参与谋杀毛的任何阴谋活动。

林立果在空军的正式职务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关键职位，所有文件都要经过这里——同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他担任这些职务，完全是由于林彪的影响。根据他的上司吴法宪在1980年审判中的证词，从1970年7月6日起，“空军的所有事情都向林立果报告，所有事情都得经他处理，听他的命令”。

林立果建立了他的阴谋小集团（参见表5），定名为“联合舰队”，该小组最初是吴法宪授权林立果成立的一个调研小组，绝大多数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军官。林立果的“司令部”人员，除了他自己之外，全部来自控制华东的南京军区。

1971年2月，林立果带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于新野到杭州；而后又将另一位副主任周宇驰自北京召到上海，从3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与他们及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他父亲的命令，多次密谋。

从他们讨论的情况看得出林氏家族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他们认为出击的时机几乎成熟；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会使文职领导人得以巩固他们的地位；毛正采取利用一派打一派的习惯做法，逐步用张春桥来抵消国防部长的权力。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似乎仍未排除。另一种可能是被人抢班。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九届二中全会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些密谋者仍然认为在未来三年内抢班是不可能的。但林立果至少明白这种前途的危险性：“任何事情都难以预料。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任何人都可能被赶下台。”（实为“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译者）于新野提出异议说，林彪是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立果提醒他刘少奇也曾享受同样的荣誉。

林彪的第三种选择是“提前”接班。他们考虑了两套方案：搞掉林彪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张春桥；搞掉毛泽东本人。密谋者们对后一套方案没有感到什么不安，只是担心如何向全国解释，不产生消极影响。周宇驰建议，谋害毛泽东的罪名可嫁祸于他人，甚至嫁祸江青，但他补充道，从政治上考虑，林“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接班，作好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

林立果决定将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在汉语里“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毛的代号为“B—52”。在最初讨论时，政变计划仅仅是逮捕张春桥、姚文元，谋害毛的计划似乎是那天晚上由周宇驰设计的，可能是针对毛主席在南方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短暂巡视，他主要访问了武汉、长沙和南昌，接见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和福建各省党、军负责人，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把林彪的同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与同刘少奇、彭德怀、高岗和其他被打倒的领导人的斗争具有同样的性质。主席的任何其他行动，都没有他的这些讲话如此深思熟虑，使得林彪惊恐不安。

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着重谈了他的追随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突然袭击和地下活动”。但当他谈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时，谁都能明白他实际上指的是谁。他最后提到林彪的名字时，更多的是悲哀而不是愤怒：“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呢？”。

毛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什么，林彪一家是十分清楚的。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主席在他的谈话中，明显表明了他进行这场针对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斗争的原因。一方面，他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送交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他以前提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军队控制国家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促使毛做出了以上选择。

主席一定明白他的谈话很快会传到林彪那里，他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的谈话于9月6日被报告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李又分别告诉了总参谋长黄永胜、后勤部长邱会作。黄永胜立即用保密电话通知了叶群，她当时正与林彪、林立果在北戴河度假。两天后，林彪签发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同日，林立果飞回北京，为暗杀毛泽东进行最后安排。

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讨论了在毛专列北上回京途中暗杀毛的一系列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炸毁火车必经的桥梁；四是从空中轰炸火车；或者，用手枪面对面杀害毛泽东，这样虽然缺少戏剧性效果，却可能更可靠。

实践证明，所有这些计划都是无效的，当林彪的同伙正在估摸毛的行动时，8月底主席在南昌听到风声，林彪可能正在筹划什么阴谋。因此，在返回北京途中，毛采取突然启程、缩短停站时间等策略，出人意料地迅速离开上海，于9月11日开始返回北京，在阴谋者没有准备好以前，专列通过了他可能遭拦截的各个地段。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北京附近的丰台车站，毛借停车机会把在京的军政高级官员找来，在车上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晚上毛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没有说明毛泽东改变行程是否因为得到了有关阴谋活动的情报，细节就更无从知晓。也许是长期游击战争中养成的求生本能，促使他这样做的。不管他南巡的动机如何，这一行动促发了中国人现在所称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

当林立果获悉毛逃脱暗杀的消息时，他立即决定加速实施林彪和叶群此前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筹划暗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决定9月13日早晨8时离开北戴河，南逃广州，与林彪的高级军事盟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林立果的密谋助手在那里会合。在北京安排妥当后，林立果乘坐一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的机场所在地山海关。当时中国只有很少几架三叉戟，为了让他的父母顺利出逃，他通过在空军系统的支持者，秘密搞到了这架飞机。要不是她姐姐林立衡的干预，他可能已经成功了。

很多人都知道，林立衡昵称豆豆，林彪很喜欢吃豆子，因而给女儿起了这个小名。豆豆与林彪关系很要好，与她母亲叶群却搞得很僵。叶群对她很粗暴，她和弟弟也不喊她妈妈，却都叫叶群“叶主任”。在被弄得发狂的情况下，豆豆开始怀疑叶群是不是她的亲生母亲，以至于不得不把当年在延安为她接生的大夫找来，证明叶群确是她的生母。有一次，豆豆想自杀，叶主任听到消息后说：“让她去死”；没有人把此事告诉林彪。

9月6日，借口她的父亲生病，豆豆的弟弟把她从北京接到北戴河。她到达后，林立果向她通报了毛南巡的情况，告诉她这意味着林彪已无退路，并披露了他们设想的三种方案：谋害毛；在广州另立中央；逃往苏联。豆豆与弟弟争论了两天，拒绝了所有上述三个方案，建议林彪像中国老帅朱德一样，从众人注目的政治中心位置退下来。

根据豆豆的描述，她考虑的只是父亲的安全。她布置服务人员偷听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的谈话，以了解他们想干什么；9月8日，她弟弟去北京后，她把情况报告了8341部队。8341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番号，该部队的一个分队布置在她父母的住处附近，用以在任何情况下确保林彪的安全。尽管豆豆焦虑不安，浑身颤抖，但当时没有人胆敢干预，尤其是叶群事先不断散布豆豆因为谈恋爱精神不正常等流言飞语；确实，她很快就要正式订婚了。

9月12日下午，在林立果从北京返回以前，林豆豆的订婚仪式已经开始。到来后，他告诉姐姐他是专程赶来参加订婚仪式的，但他随即匆匆离去，与他的父母进行密商。他的举动引起了她的怀疑。大约在晚上10时20分，豆豆亲自向8341部队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汇报了情况，这次，这位首长立即报告了北京。

当周恩来在晚上10时30分接到报告时，他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他立即打电话向吴法宪和李作鹏查询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与此同时，叶群在电话上与邱会作夫人闲谈了一个小时，叶接到林立果系统的人报告说周恩来正查询三叉戟飞机下落后，顿时警觉。晚11时30分，她打电话给总理，告诉他林彪一家想离开北戴河，去一个温泉疗养地。她想以此消除怀疑。当总理问她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时，她答道是空中动，但尚没有安排飞机。周告诫她，最近天气不好，他将与吴法宪讨论林的飞行建议。

叶群刚放下话筒，周立即又打电话给吴法宪和管山海关海军航空兵基地的海军负责人李作鹏，命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周、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在北戴河，叶群在与周恩来通话后，立即采取行动。她与林立果一起，喊醒吃了安眠药睡下的林彪，告诉他有人要来逮捕他。他们焚烧了文件，然后钻进汽车，驶往机场。8341部队警卫人员过于胆小，没敢拦住他们。对叛逃者幸运的是，李作鹏篡改了周恩来的指示，告诉山海关基地，只要周、黄、李、吴四位首长有一个同意，三叉戟飞机就可起飞，而李自己批准起飞。夜里12时32分，林彪携带他的夫人和儿子起飞了。

大约年夜时分，周恩来得到报告，林彪夫妇已离开住所。听到这个消息后，周立即命令吴法宪：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并派一位助手去吴的司令部监视吴法宪。随后，周驱车前往中南海毛的住处，向他简要汇报了情况。当雷达显示林彪的飞机即将越过国境线进入蒙古时，吴法宪打电话请示是否打下飞机，周请示毛，据说毛意味深长地回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要他们去吧！”由于不了解林彪活动的详细情况，为了毛的安全，周立即安排毛离开住处，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毛才命令周恩来召集在京的高级官员，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最清楚地显示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法。会议在凌晨3时举行，但毛没有出席，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由于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背叛而感到尴尬，不得而知。周恩来向与会者通报了毛昨天下午返回首都以及林彪出逃的有关情况，告诫他们要对发生任何事情做好准备。直到9月14日下午，周才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获悉，林彪的三叉戟飞机于9月13日凌晨约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8男1女全部摔死。

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林彪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该文认为，林彪一家并没有立即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他们只要飞8个小时，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了近两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一个小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时间，然后掉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为什么林彪一伙放弃南逃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毛的权力及其人身安全最危险的威胁解除了，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从此驱除了。

林彪覆灭的影响

林彪之死，使毛和周得以顺利清洗他在政治局中的军队里的盟友。9月24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到人民大会堂，宣布解除他们的职务，要他们进行彻底的自我检查，四人离开时都已被捕，并将最终接受审判。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幸存者也得到清除。

虽然人民解放军失去了它在文职官员领导班子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它的崇高形象也受到损害，但这远非人民解放军在文官政府中结构性支配地位的终结，军队在党政部门中的重要作用仍然在运行。十大元帅之一、周恩来长期的盟友叶剑英，主持改组后的中央军委，负责调查林彪在各大军事单位的活动，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他对毛和周的忠诚是可靠的，但他毕竟是军队的代表。汪东兴是8341部队的负责人，对主席更加忠心耿耿。他主要是一位国家安全官员，而不是军队的一名军官，但他的确不是文职干部。与林彪相比，在毛还政于民、重建文官政府的不断努力过程中，将忠诚地支持毛。

军队干部在省级地方政府中的权力继续得到维持，这可由政治局内的三位将军仍然继续担任省级最高领导职务这一点反映出来：许世友，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站在毛的右边。

比较难估量的是林彪覆灭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当毛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从而获得了更换一位领导人所需要的广泛支持时，刘少奇被搞掉了。甚至刘少奇原来的秘书邓力群后来也承认，1966年时，他也感到毛的接班人应是一位既能处理党务又能处理军队事务的人，这样一种看法可能是对的；而且他证实这是当时党内一种普遍看法。林彪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英雄，无疑也是毛长期以来的信徒。主席认为林彪是比刘少奇更合适的接班人这样一种估价，可能招致刘少奇在党内的追随者的反感，但却可能在政界的更大范围内，为人毫不置疑地接受。

但实践证明，这位“最好的学生”不仅不合格，而且，如同周恩来要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所披露的那样，甚至阴谋暗杀毛主席本人。毛怎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识破他呢？他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表达对林彪的行为的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但这并没有为毛挑选这个危险的人物作为正式指定的接班人的失误提供辩解，而是使得这种失误更加突出了。难道主席不能在那些数十年来一直在自己身边的人中，辨别出叛徒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吗？

可能同样具有破坏力的是，林彪的覆灭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充满着类似传统中国宫廷政治里的背叛和阴谋，充满大量明显类似皇后和太监、官员和将军的传统礼节。难道“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纯洁政治就是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骚乱和清洗，可能使毛绝大多数最亲近的同事的幻想破灭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覆灭，使这种幻灭感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的接班人拨乱反正时，这将是政治冷漠的一个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