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至两宋是我国医学史上灸法发展的最重要时期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他注重灸量，施灸壮数多至几百壮，并提倡艾灸与药物相结合。书中收载了多种隔物灸法，除隔姜灸、隔蒜灸、隔盐灸外，还补充了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多种隔药灸的疗法。此外，还有用竹筒及苇筒塞入耳中，在筒口施灸以治耳病的“筒灸”。孙思邈在其著作中还增加了灸疗防疫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入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孙思邈也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疗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外，对黄疸、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证等，均用灸疗取效。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

唐代著名医学文献专家王焘在其编纂的《外台秘要》一书中，有关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王焘强调灸法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故该书“不录针经，唯取灸法”。王焘在书中指出：“适以御风邪以汤药、针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他还特别强调了艾灸的养生保健功能，说道：“凡人年三十以上，若不灸足三里，令人气上眼喑。阳气逐渐衰弱，所以三里下气也。”王焘重灸轻针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但是也可证明当时对灸疗的重视。

“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李梴《医学入门》

据史料记载，唐代已有了专门从事用灸疗之术治病的“灸师”（后世也称之为“艾师”）。唐代诗人韩愈在“谴疟鬼”一诗中说：“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说明当时我国灸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临床学科。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所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疗、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如“予尝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针灸资生经·第三》）。另外，王执中对灸感的感传路线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针灸资生经·第四》）。此外，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如许叔微强调阴毒、阴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创隔巴豆、黄连灸疗，方法是“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普济本事方·卷九》）。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张仲景《金匮要略》

由南宋太医窦材所著，成书于1146年的《扁鹊心书》一书，首载了“睡圣散”。为了防止和减少直接灸引起的烧灼痛，让病人服“睡圣散”后再施灸，“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这是将麻醉方法应用于灸疗的最早记载。该书还特别强调艾灸保命延年的重要性，说道：“人至三十，可三年一灸脐下三百壮；五十可两年一灸脐下三百壮；六十可一年一灸脐下三百壮，令人长生不老。余五十时，常灸关元五百壮，即服保命丹、延寿丹。渐至身体轻健，羡进饮食。六十三时，因忧怒，忽见死脉于左手寸部，十九动而一止乃灸关元、命门各五百壮，五十日后死脉不复见矣。每年常如此灸，遂得老年健康。”这里说的壮，就是次的意思，一壮就是一粒麦大小、或者黄豆大小的艾绒粒。在《扁鹊心书·须识扶阳》一节中是这样写的：“夫人之真元乃一身之主宰，真气壮则人强，真气弱则人病，真气脱则人亡，保命之法，艾灼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

至宋代灸法专著更是不断出现，如庄绰的《灸膏肓俞穴法》是防病保健灸法的专门典籍；而与窦太医同一朝代的闻人耆年老先生于1226年编撰的《备急灸法》一书是我国首部灸治急性病证的专著，书中这样说到：“凡仓卒救人者，惟艾灼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