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诗坛研究

文学关注“人”，特别要表现人的“三性”，即：“兽性”“人性”与“神性”。设置“神性”的标准，不是为了达到“神性”，而是为了获得“人性”，不至于处身“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人性”，总是不能离开“神性”的立场；文学是“人学”，总是要有“神学”的参照。这是文学的魅力。本书认为，相对于“启蒙”“革命”“批判”“生存”等现实主义要义，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也源自神学精神层面的“博爱”，“博爱现实主义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成果，所涉时代诗作包括建安诗歌、正始诗歌、两晋诗歌、南朝诗歌以及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等，研究的视角既有家族与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诗歌创作研究，也有对诗歌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象、情感趋向的探讨。还有对山水诗、玄言诗、宫体诗、永明体等诗歌体式特征的详析。在关注文人诗的同时，也涉及到了乐府诗的成诗模式与乐歌性质等方面。

本书运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种政治集团和文化力量对“鲁迅形象”的不同选择、阐释和评判，明确提出“上海鲁迅”的重要概念，深度发掘其背后所潜藏的话语冲突，具体呈现鲁迅形象建构与30年代中国革命之间的密切关联，将研究视野从文学史范畴延伸到了文化史、思想史、革命史等领域，极大地拓展了鲁迅研究的深广度，有助于双向考察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互文视野中将研究论题不断引向深入。

格萨尔史诗也称《格萨尔王传》，是一部一百多万诗行、两千多万字的作品。作品讲述了传说中的岭国国王格萨尔的故事，他以惊人的毅力及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抑强扶弱造福人群。《格萨尔史诗》被称为当今世界仍被传唱的最后一部史诗，传播范围遍及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书由当代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者、作者共同完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牵头，集中了天津大学、南

本书收集了徐兆寿自1990年代以来的部分文学评论作品，共分为四辑，但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一些作家或作品的评论，另一部分则是上具体的文学理论阐释。这些文章老师在公开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其中，《论伟大文学的标准》等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人学的困境与超载》等文章曾引起文学界的议论，《从诗到信仰：张承志的文学世界》《批评的维度》等文章获得过一些文学奖。徐兆寿的文学批评，大部分都带着强烈的生

莎士比亚批评历来具有与时俱进、常释常新的特点，二十世纪莎评更是如此。本书以二十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批评史为研究对象，以布拉德雷、斯托尔、蒂利亚德、奈特、格林布拉特等重要莎评家为案例，力求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变革的大视野中展现莎士比亚批评发展的主要脉络。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

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置于其中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也具有强烈的现代化诉求，突出表现为对“诗本体”的热切关注和积极构建。本书以“诗本体”的探求作为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阐释起点，围绕诗歌本质、艺术形式、审美价值等方面的核心命题，在象征主义诗学不断提升的本体自觉中，阐释其饱满的诗学内涵，考察其在诗歌写作、诗歌批评、诗歌论争等维度的生存镜像，揭示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的复杂情

叙事人称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是小说叙事中较为少见的一种叙事人称，具有非自然性、非常见性、非可靠性等特征。近十年来，西方叙事学界基于西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其中尤里·马格林、苏珊·S.兰瑟、布莱恩·理查森、阿米特·马库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叙事人称。梳理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场域中的人称使用情况可以发现：诗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