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本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发展研究”为主题，对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清晰掌握“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发展研究的逻辑必然性”基础上，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因”“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化”“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外化”“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

本书以“大国”和“大国形象”为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方位，围绕“什么是大国和大国形象”“构建什么样的大国形象”“怎样构建大国形象”展开分析研究。本书综合运用理论界重要研究思路方法，分析“大国”的存在方式、核心变量等要素，形成对“大国”内涵的基本定义；并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构建大国形象的历史进程和探索经验，提出在新时代

《中国乡约制度》以社会学的视角，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和手段，从乡约制度入手，探索了中国乡村治理道路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提炼，运用于解决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问题。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社会差别方面出现了很多明显变化，城乡差别、行业差别、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别等依然存在，并出现了新的情况。研究职业差别、职业分层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重要途径。本书试图通过对职业社会地位的测量，总结中国当前职业分层的特点，进而推断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征。本书既着眼理论脉络的梳理，又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制度因素，力图为中国社会管理提供政策参考。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内容包括：参与式预算的缘起；国家的集中化：可支配财力与参与式预算改革；国家的理性化：理念网络与参与式预算改革；随机选出代表：浙江省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激活人大代表：上海市闵行区的参与式预算；邀请区域代表：北京市麦子店的参与式预算；内部力量的参与：对江苏省张浦镇的考察等。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